“白人们不跳舞——我知道这听起来像老生常谈——而且他们演奏的是种完全不同的音乐，”艾奎说，“而我们喜欢的是路德·范德罗斯（LutherVandross）和饶舌先锋（Run-DMC）。”当然，米歇尔从不会让这些分散精力的事影响她的正常学习和工作；和很多大学生不一样，她从来不会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开始动手写论文，或是临时抱佛脚熬夜备考。“她可不是个拖拖拉拉的人。”艾奎评论道。米歇尔喜欢提前做好工作，这样她就不必在最后期限的前一天才匆忙赶工。而在她们家具零落的狭小宿舍里，那个让她们放松做回自己的地方，米歇尔和她的闺蜜们唧唧喳喳交换着小道消息，艾奎说：“我们有时咯咯地傻笑，有时哈哈大笑。”对米歇尔来说，“浪漫”二字可带不进普林斯顿大学的方程式里。克莱格·罗宾逊把这件事归咎于自己。在他们两人都在普林斯顿读书的两年里，在某种程度上，米歇尔被掩盖在他这个篮球明星大哥的阴影下了。“那时候，我可能不知不觉中就把那些要追她的小子们吓跑了。”克莱格猜测说。米歇尔一直在克莱格的保护下，事实上，她送那些备选男友去和哥哥打篮球。“通过观察他们打球的方式，你就可以发现一个人身上的很多东西，”克莱格解释说，“她希望我能先考察一下他们，然后回来报告给她。”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在米歇尔大一和大二的两年里，没有人邀她约会。而在普林斯顿最后的两年里，情况也只是稍微有点起色。还是一样，邀请她赴约的年轻人很少能进入下一轮。如果说，某个罗宾逊家的男人要为这种状况负责任的话，这个人可不是克莱格。“又是爸爸，”他说，“在她的眼里没有人能做到爸爸那样。”的确，米歇尔还依偎着爸爸这个情感支柱，从大学回来探家的时候，她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蜷在爸爸膝头撒娇。

四年的普林斯顿大学生活接近尾声时，对自己在这里的经历，米歇尔似乎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她在自己的学士论文里正面探讨了这一问题，她论述道：至少至今为止，即使是那些在常春藤盟校读书的黑人学生也远没有被白人们所真正接纳。仿佛特意为了强调种族身份的重要性，论文通篇，她把所有的“白人”和“黑人”都用了大写标明。

米歇尔在《普林斯顿的黑人学生和黑人团体》里写道：“在我大学生涯的早期，我心中是毫不怀疑的，作为黑人团体的一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有义务对团体负责，我要运用我所有现在和将来的资源优先为公社做贡献。”但是，她又继续道：“当我在普林斯顿的最后一年时，我发现自己为之努力的目标，其实跟很多白人同学一样……我选择的道路……将很可能使我融入或者同化进白人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去，但在这种文化和社会结构中，我却只能留在社会的边缘，永远不会成为完全的参与者。”米歇尔后来解释道，这种觉悟更加坚定了她的决心：要为她的非洲裔同胞们做点什么！

米歇尔把她的论文献给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妈妈，爸爸，克莱格和我所有特别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对我的爱，让我总是对自己充满自信。”早在上大四以前，米歇尔就开始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了。已经熟知如何运用人际关系网络的她，细心经营着自己和普林斯顿那些最棒、最聪明的人们之间的友谊。米歇尔走访了学校的学生就业辅导服务中心，仔细打量着长长的校友名单，考虑谁会愿意向她提供些职业规划的建议。

她的纤纤细指游走在名单上，滑到芝加哥地区的校友部分，停留在了史蒂夫·卡尔松（StephenCarlson）的名字上。米歇尔注意到，他是重量级的公司律师事务所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Sidley&Austin，这家事务所因曾经有玛丽·托德·林肯这样的客户而著称）的一位合伙人。于是，她给卡尔松写了信。不过她没问什么就业建议，而是直截了当地问他，是不是能给自己提供一个暑期实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