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律所里的暑期实习总是一成不变地为法学院的学生们保留着。不过卡尔松被米歇尔的“胆大妄为”深深打动，他回信告诉了她一个芝加哥法律援助组织的名单，那里会雇佣本科生做研究。遵照卡尔松的指引，那个暑假，米歇尔一直在离芝加哥南区父母家不远的一家法律援助机构里做兼职。

回到普林斯顿后，米歇尔为毕业后到底应该从事什么职业而纠结。“问题是，要是去白人统治的学校读书，是不是就成了种族的叛徒？”而她心中的另一个自己也在冥思苦想。“米歇尔已经跨过了普林斯顿的门槛，但是她还在想着读法学院，这样做到底是不是正确呢？”当作为优等生从普林斯顿毕业时，米歇尔已经做出了抉择。如果想为芝加哥的黑人社区做些真正的贡献，那么她的确需要一个法律学位。她的父母再一次告诉她不用考虑学费的问题。弗雷泽现在已经需要拄着双拐走路了，他说：“你已经接受了最好的本科教育，现在却要回过头来，去念个二流的法学院，这样的想法是多么愚蠢。”1984年的秋天，她来到哈佛大学校园所在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镇。米歇尔走进的环境，和她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似乎没什么太大区别。白人和非白人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依然泾渭分明。这里也充斥着财大气粗的学生，被米歇尔轻蔑地称为“小皇帝”。法学院的教授们简直就和电影《平步青云》里的一模一样：面孔倔强的白人教授，穿着方格子的衬衣，胳膊肘上打着补丁，平日里一个个虎视眈眈，随时准备突然袭击那些不够聪明，没有按时上课的学生。

最让米歇尔郁闷的，还是那些没完没了的关于“降低标准”的臆测，人们总是认为她和其他黑人学生是因为特殊的待遇才能被录取。当她认为这种事情毫无根据的时候，别的黑人学生却承认，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米歇尔“认识到她因‘反歧视行动’而在思想上站在了更高的高度”，她的同学和朋友弗娜·威廉姆斯（VernaWilliams）说：“而且她对此感到很坦然。”还在普林斯顿的时候，米歇尔就曾经参与非洲裔美国人在校园的领先组织——黑人法学学生联盟，而且为《“黑体”法学周刊》撰写文章——这是专为少数民族学生办的《哈佛法学评论》。她还在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在教员中增加更多的少数民族代表。不过，除了这些，米歇尔并没有参加游行示威——因为这可能导致校纪处分或被逮捕。

在黑人法学学生联盟组织内部，米歇尔从不顾忌当众表达自己关于种族问题的观点。“在讨论黑人同胞在美国的生存状况时，我们曾经陷入了激烈的辩论，”弗娜·威廉姆斯说，“她很生气。”不过，当关于种族的问题来自组织外时，米歇尔通常会保持沉默。“大多数情况下她会将感受暗藏于心。”另一个朋友说，“因为她不想被贴上‘又一个愤怒的黑人’的标签——她不想因自己的种族被简单地定义。米歇尔有很多很多别的事可以谈论。”这一点在大卫·B。威尔金（DavidB。Wilkins）关于司法界的课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每一次上课，威尔金教授都“拷问”学生，如果遇到道德困境的时候将如何反应。“并不奇怪，”威尔金教授说，“很多学生避免将自己陷于这种模棱两可的两难境地，更倾向于在两边下注，或者是运用技巧性的辩论把自己从需要决策的责任中解脱出来。”而罗宾逊小姐（米歇尔）不是这样。“她不需要用这种毫无意义的小把戏，她总是清晰、坚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这种能力深深打动了弗娜·威廉姆斯，她邀请米歇尔在一次模拟测试中作她的搭档。“她的表现让人难以置信，”威廉姆斯说，“她非常非常聪明，非常具有领袖魅力，口若悬河。”一个拥有这种天赋的学生，本来应该可以直接去《哈佛法学评论》工作，那是传统的通往最高法院职员之路，或者，至少可以到一个国内顶尖律所工作。但是，米歇尔却选择了把所有课外时间都花在了学校法律援助局办公室的辛勤工作中。

像其他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学生一样，米歇尔要保证至少每周二十个小时来处理来自波士顿地区穷人的法律诉求。米歇尔在援助局的婚姻诊所帮忙，推敲关于儿童抚养权争论的处理方案，帮人们去争取各种本该属于他们的权利。住房问题耗费了米歇尔在援助局最多的精力：她见证了太多的芝加哥邻居为住房租金进行的挣扎，便特别努力地为那些被驱逐的，或者遭遇无良房东的家庭争取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