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还是在著名的《哈佛法律评论》，那个米歇尔·罗宾逊为了参加哈佛大学的法律援助办公室而放弃的地方，巴拉克终将留下他不可磨灭的印记。除了轰动整个大学，特别是法学院的那场种族风暴以外，一场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关于法律审查的思想斗争也在激烈地进行中。当时的政治环境已经“濒临中毒”——布拉福德·拜伦森（BradfordBerenson）说。拜伦森是《法律评论》的79位研究员编辑之一，他同时也是保守的联邦主义者协会的一名成员。“还没有到人身暴力的地步，但我记得，人们都在大喊大叫。”事实上，在《法律评论》办事处，高声争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办事处位于甘尼特大楼的上层，是一幢白色圆柱希腊复兴式建筑，也是校园里最古老的建筑之一。（仿佛为了强调其较不那么崇高的地位，米歇尔曾经辛勤服务过的法律援助局，位于该建筑的地下室。）伦森后来曾供职于最高法院和布什的白宫，在《法律评论》中，他把政治描述为“他所见过的最痛苦的事情”。《法律评论》的另一位黑人作家克里斯廷·斯普尔（ChristineSpurell）是一个直言不讳的联邦主义反对者。

他认为：“人们说得太多，斗得太多。到了最后，这里就像一个不幸的大家庭。”尽管如此，从某种程度上，巴拉克还是能够使自己置身种种纷争之上。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对白人和黑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能一视同仁，平等接受。虽然他自己的自由主义信仰从未动摇过——举个例子来说，他为杂志撰写的唯一一篇文章是为堕胎进行的激烈辩护。巴拉克会认真考虑少数保守主义者的意见，而不是武断地否定他们。

他还在《法律评论》的不同种族阵营中架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通常，’黑孩子‘们会抱成一团，”斯普尔说，“巴拉克是那个真正能游走于不同团体之间，并与他们都建立良好关系的人。”巴拉克的一生几乎都行走在种族、文化、信仰和阶级之间微妙的分界线上，因此对他来说，做调停人或和事老的角色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不过，当他真的和《法律评论》中的一些保守主义者交朋友的时候，他的黑人兄弟们似乎有点不那么高兴。

“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能和他们沟通得那么顺利，”斯普尔教授也有点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是在正式的社交场合，他也能做到这一点；这可是我从来做不到的……我想，他是真诚地认为’这些人很友好，他们都很聪明，有些还很有趣。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我觉得他并不是事先排练好的。”他在《哈佛法律评论》的表现是否事先经过排练还有待观察。不过，对于在芝加哥的计划，巴拉克是再明确不过了。“从见到他的时候起，我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感兴趣的就是从政。”卡桑德拉·巴茨（CassandraButts）说，他是巴拉克的同学，也是亲密的朋友。“他说过，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他想成为芝加哥的市长。”对拉里·特来波来说这一点也不意外。“我知道巴拉克会成为一个积极分子，而不会是学术精英。而且我坚信，不管处于什么样的政治丛林，他都会沿着自己的道路向上攀爬，”特来波教授说，“他显然有着相当坚定的目标和亲和力，这些保护着他在人群中挤出一条道路的时候，能够不被人们的手肘撞伤。”在法学院第一年课程结束的时候，巴拉克渴望着回到芝加哥。他需要再次与他的精神导师耶利米·赖特取得联系，他要重拾他在芝加哥南岸地区建立的友谊。而且，他还需要一份暑期实习的工作，以负担在芝加哥逗留期间的开销，也好让自己的简历更加充实，并与富有的芝加哥精英们拉上关系，以获得实现他的政治抱负所需要的“燃料”。在这个过程中，他甚至有可能找到一个女人——一个真正的芝加哥人——来帮助他建立他努力追求的未来。

“巴拉克·奥巴马？”米歇尔一手叉着腰问道，“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名字，’巴拉克·奥巴马‘——不管怎么说，谁会给孩子起巴拉克·奥巴马这样的名字？”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听到盛德国际律所（Sidley&Austin）的同事们疯狂打趣这个聪明、英俊，而又彬彬有礼的哈佛一年级法律系学生了——他来律所工作，做暑期的见习专员。

玛莎·米诺的父亲牛顿·米诺当时是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这可帮了大忙。牛顿顺便“广播”了一下巴拉克即将到来的消息，并称赞他写给公司的自我介绍信简直是“充满诗意”。没多久，公司上上下下就都在谈论他的智慧，他富有异国情调的背景，以及同样富有异国情调的英俊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