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踏上哈佛广场的那一刻，巴拉克似乎置身于人群之外——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美国中西部白人妇女和非洲黑人男子的儿子。当时，27岁的巴拉克比他大多数的一年级法学院同学大5岁。他从小在夏威夷和印度尼西亚长大，在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上大学，又在芝加哥最难搞的社区之一做过社区组织者的工作。就像在西方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时一样，他似乎有一种淡定的自信和成熟——“温文尔雅，而又自在潇洒。”一位女同学这样描述他——这些都给同学和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巴拉克抵达哈佛的几个月前，米歇尔·罗宾逊刚刚毕业，那时学校的气氛不免有点紧张。哈佛法律系的一位教授劳伦斯·特来波（LaurenceTribe）回忆说：“迎接他的是一堆棘手的问题。”在法学院，黑人学生还在继续施压，要求教员中有更多的少数种族代表；一位黑人教授德瑞克·贝尔（DerrickBell）甚至在抗议中愤然辞职。

巴拉克站在法学院的台阶前，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午餐会，公开赞扬贝尔勇于斗争的勇气——还不忘拿贝尔教授那英俊的外表和风度翩翩的魅力打趣。巴拉克还加入了“黑人法律学生协会”，在那里分享自己作为芝加哥积极分子的经历，以敦促还在校的黑人同胞们能承诺，在毕业之后继续为社区里那些生活困苦的同胞们做点什么。“每个人都说过，他们要回馈，”巴拉克观察到，“然而有时，说和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不过，巴拉克在哈佛法学院的大部分时光，还是重复着在哥伦比亚大学早年的那种近乎苦行僧式的自修。在哈佛广场的“如此美好（C‘estBon）”三明治店草草解决饭食后，他就蜷缩在法学图书馆幽暗的灯光下，成为一个严肃而孤独的苦学者，仔细研读着那些案例和法律条文，直到深夜。

拉里·特来波（LarryTribe）是哈佛最负盛名的宪法学者之一。他被巴拉克深深打动，聘用他来作自己的研究助理。“他有成熟和冷静的头脑，这在他的同侪中——甚至可以说，对任何年纪的人来说，都是不多见的，”特来波回忆道，“他在表达任何意见前，都会深思熟虑，而当他开口时，他会整段地阐述。在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还是第一次遇到像他这样的人。于是，我当场就聘用了他。”针对特来波教授正在撰写的一篇名为《宪法空间的曲率》（TheCurvatureofConstitutionalSpace）的论文，巴拉克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还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弯曲空间的概念以及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他还帮忙参与编写了特来波教授的另外两部书，《在读宪法》（OnReadingtheConstitution）和《堕胎：绝对的冲突》（Abortion：TheClashofAbsolutes）。

“巴拉克在研究问题时，从来不会带着先入为主的意见。他对新鲜的想法和新颖的做事方式持有相当开放的态度。那时，巴拉克还只是一名法学院的一年级新生，但我已经会毫不犹豫地告诉别人他有多棒——他是我几十年里见过的最全面发展的学生。”特来波教授不是唯一这样称赞巴拉克的人。米歇尔的前导师，查尔斯·奥格来特里（CharlesOgletree）教授，也惊讶于这个一年级学生是如何迅速地成为这样一个人物。“成熟的举止，令他对校园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五花八门的观点所持的开放态度，又使他被每个人信任。”玛莎·米诺(MarthaMinow)是巴拉克的另一位教授，她的父亲牛顿·米诺（NewtonMinow），正是曾经做过著名论断“电视=巨大的废墟”的那位；在肯尼迪时代，他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首脑。她认为他是真正的“才华横溢，我从没遇到过像他那样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