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结束后，巴拉克还准备了另外一个惊喜。他牵着米歇尔的手穿过大街来到约翰·汉考克大厦，他们搭着电梯上到第九十九层。在那里，和着他们脚下闪烁的芝加哥灯火，他们喝着鸡尾酒，谈了更多。“到那天结束的时候，”米歇尔说，“完了。我已经被俘虏了。他令我死心塌地。”他们住的地方离得比较近——巴拉克住海德公园附近，而米歇尔和父母住在南岸社区，因此几天后，在一次公司的野餐活动结束时，她主动提出开车送他回家。

他们停在他的公寓大楼下，巴拉克说要给她到第五十三街和多尔切斯特街角的三一冰激凌店买个蛋筒。

他们坐在路边，在面前的冰激凌在暑热中化掉前吃掉它们。他给她讲述了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时，在檀香山的三一冰激凌店打暑期工的事，具体地说就是“穿着棕色围裙又戴着帽子，却要假装看起来非常凉爽，那是多么艰难的事”。她也讲起了高中时参加社会实践到法国考察的事，她感觉对真正的巴黎人讲法语是那么刺激。他并没有趁她不备偷袭一个吻，而是绅士地请求她的许可——而且得到了允许。“……”他说，“巧克力味儿的。”没过多久，米歇尔就带巴拉克回家见父母了——这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成就，因为，正像克莱格说的：“几乎没人能到见父母的阶段。”米歇尔的父母对她的新任小男友印象很不错，觉得他彬彬有礼，说话温柔和气。而他对她那“田园牧歌式的”家庭生活也颇为称道，他说她的家庭简直就像从20世纪50年代的剧集《宝贝智多星》里走出来的。

此时的弗雷泽·罗宾逊，每天要通过助行器的帮助走到自家车前，然后，再费很大力气驾车去工作的地方。再过不了多久，他将不得不使用轮椅行动了。无论多努力地扣扣子或是刷牙，他每天早晨还是要花上至少两个小时才能做好出门工作的准备。不过，米歇尔的父亲从来没有自怨自艾过。玛丽安·罗宾逊也同样乐观。但是巴拉克还是很敏感地察觉到，未来岳父的病情给全家人带来的感情上的压力。

事实上，弗雷泽·罗宾逊的多发性硬化症和米歇尔追求完美的倾向有很大关系——米歇尔高度追求秩序，甚至几乎有些强迫倾向。

弗雷泽的病意味着，即使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琐事，也必须事先制订好计划，并以近乎军事化的精度准确执行：穿衣、吃饭、全家开车出门、购物，或是在餐厅吃饭。全家人都希望弗雷泽永远不要面临任何可能的尴尬，这使得这些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了。

“有一个残疾的父亲，”米歇尔解释说，“会使得控制和有计划性成为必要的习惯，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度过每一天。”不幸的是，这种随时随地的控制欲，减少了米歇尔对潜在追求者的宽容，从对方的方面来说也一样。

“他非常非常低调。”克莱格这样评价第一次与全家见面的巴拉克。“我很喜欢他谈论他的家人的方式，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谈论我们的家庭的。我在想：’他是个不错的人。真可惜他也坚持不了多久。‘”还能坚持多久，克莱格思量着，“这个可怜的家伙就会被’炒掉‘呢？”不过这次，当米歇尔把哥哥叫到一边，让他带巴拉克到篮球场上进行“考验”的时候，当哥哥的总算知道了她的真实感觉。“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家伙，”她告诉他，“现在，我想你能带他玩一次篮球，看看他不在我面前的时候，表现得怎么样。”当然，这是任何想成为罗宾逊世界一分子的人，必须面临的又一个考验——也是克莱格衡量巴拉克的性格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