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各种“主义”的出现(9)

工业革命:变革世界的引擎 作者:(美)R.R.帕尔默


民族主义在东欧

在东欧,波兰人和马扎尔人很久以来就是政治上积极活动的民族主义者。波兰人期望取消被瓜分的状况,重建波兰人的国家。马扎尔人则坚持要求在哈布斯堡帝国里实现匈牙利王国的自治。但是在东欧,长期以来,民族主义思想多半表现在文化而不是政治方面。若干世纪以来的发展,使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塞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趋于湮没状态,甚至波兰人和马扎尔人也是如此,只是程度上稍轻一点。他们的上层阶级分子都是说德语或者法语,并指望维也纳或者巴黎赞同他们的想法。各国本地的语言依然是农民的语言,文化也仍是农民的文化,都不为文明的欧洲人所知晓。在这许多民族语言中,看来有不少可能会逐渐消失。

但是,到19世纪初期,新的爱国志士们开始要求保存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他们收集民间故事和民谣;第一次以编写语法和词典的方式来研究语言,并着手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著述。他们极力主张本民族中受过教育的阶层放弃外国的方式。他们还撰写他们所属的几个民族在中世纪时期的显赫功绩的历史。新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了马扎尔人。1837年,一座匈牙利民族剧院在布达佩斯建立起来。罗马尼亚出现了一位原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青年农民乔治·拉扎尔,他早在1816年便在布加勒斯特教书,用的是罗马尼亚语(这使喜欢讲希腊语的上层阶级为之惊讶)。他讲到,远在古罗马图拉真皇帝时,罗马尼亚便具有卓越的历史。至于希腊人,他们则幻想恢复中世纪时的希腊帝国(即西方人所知道的拜占庭帝国),在其中,说希腊语或属希腊正教的人应成为巴尔干各国的统治民族。

在东欧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斯拉夫人的复兴运动。斯拉夫人包括俄罗斯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罗塞尼亚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以及由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组成的南斯拉夫人。所有这些斯拉夫人的分支都在发展新的民族主义。1814年,塞尔维亚人武克·卡拉基奇出版了一部本族语言的语法和一部选集《塞尔维亚流行歌曲与叙事诗集》。他制订出一套塞尔维亚语字母表,翻译了《新约全书》,并且宣布拉克萨(今杜布罗夫尼克)地方语是所有南斯拉夫人的正式语言。1836年,历史学家帕拉斯基出版了他的《波希米亚史》第一卷,企图使捷克人对其民族的过去产生一种新的自豪感。这部书最初是用德文,即受过教育的捷克人一般使用的书面语言写成的。但是不久,他便改用捷克文,并且意味深长地将书名改为《捷克民族史》。在波兰人中,诗人和革命家亚当·密茨凯维支值得一提。1823年,他由于参加秘密团体而被俄国人逮捕。不久,他获得沙皇政府允许转去西欧。1840—1844年,他在法兰西学院讲授斯拉夫语,经常利用课堂作为讲坛,发表具有说服力的辩词,主张一切民族都应得到解放,并应推翻独裁制度。他曾撰写以波兰历史为主题的叙事诗,并且继续不断地在流亡法国的波兰革命者中间进行活动。

俄国人(他们曾被波兰人和捷克人认为是非常落后的)本身在发展鲜明的民族意识方面比较缓慢。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统治下,一种西化或者欧化的倾向曾居于支配地位。可是,在亚历山大晚年和1825年他去世以后,斯拉夫主义开始传播开来。俄国人的斯拉夫文化优越论,即俄国具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既不同于欧洲的生活方式,也不受欧洲生活方式所腐蚀)的思想,只是把德国民族精神的基本思想应用到俄国方面。在俄国,这种见解至少是同反对彼得大帝改革的那些思想同样陈旧。在民族运动高涨的19世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更系统地形成一种“学说”,而且趋向于同泛斯拉夫主义汇合一起,后者实际上也同样地主张斯拉夫民族是一个整体。但是,在1848年之前,泛斯拉夫主义仅仅处于萌芽状态。

其他“主义”

在1815—1848年期间,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激进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推动新欧洲许多政治和文化冲突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其他的“主义”则不用多费笔墨。保守主义仍然是强大的一股力量。从欧洲大陆看,保守主义在政治上支持君主专制政体、贵族和教会等各种制度,而反对自由派所追求的立宪制和代议制政府。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它建基于埃德蒙·伯克的思想,认为每一个民族都必须通过逐渐适应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制度;并且认为,任何民族如果在过去没有作充分的准备,就不能在当前突然地实现任何的自由。由于这样,这种学说对于那些过去遭受过许多灾难的人们就缺乏吸引力。然而它却获得那些一直试图捍卫多年形成的社会和政治传统的人们的支持。保守主义由于强调民族特征的稳固性与连续性,有时就演变成为民族主义。可是,在这个时期,民族主义者往往更多的是自由主义者或共和主义者。“君主主义”是保守的甚至反动的。上一个世纪的开明专制已经一去不复返,当时,国王们曾经大胆地激怒他们的贵族,并且蔑视教会。在法国大革命的风雷以后,贵族和君主乱成一团,他们的新格言是保持“王位和圣坛”。

比上述的种种“主义”影响更为深远,而同时又为各种团体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所共同感受到的,是深切的人道主义思潮。它是对残酷对待其他人的高度关注。这时候,启蒙时代的思想并没有遭到否定。苦刑被取消了,甚至保守的君主政府也不想去恢复它。监狱、医院、精神病院和孤儿院的状况得到了改善。人们已决心去改变那些乞儿、扫烟囱工人、矿山女工以及美洲受奴役人们的悲惨的社会地位。俄国的农奴主和美国的奴隶主开始在道义上流露出疑虑的心理状态。把人的地位降低,把他们当作牲畜驱使,折磨他们,不正当地限制他们的活动,把他们作为抵押品,拆散他们的家庭,以及处罚他们的亲属等,如今已被欧洲人看做是与真正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基督教关于人身不可侵犯的观念,如今又以世俗的方式重新提了出来,并着手去解除人类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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