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来更详细地查看，1814—1815年维也纳和会对欧洲进行和平安排以后出现的最具影响的政治上的反动与改革运动。打败拿破仑的各国政府，首先要求确保过去25年间发生的动乱不要再重新发生。在法国，复辟的波旁国王路易十八渴望使自己及其继位者保持王位。在英国，托利统治阶级希望保持往昔英国的地位，那是他们十分英勇地战胜波拿巴的控制才赢得的。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中欧地区，梅特涅（他在往后33年间仍然是左右这些地区的政治人物）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哈布斯堡王朝享有最高威望的那种制度。沙皇亚历山大的目标则不是那么明确。其他国家的代表都害怕亚历山大成为一个空想家、一个以世界救星自居的人、一个要把基督教变成政治性宗教的人、一个戴王冠的雅各宾派，甚至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梅特涅的主要希望之一，是使亚历山大转向保守主义。

考虑到在拿破仑战争中各战胜国所经历过的种种恼人的事情，至少可以说，它们作出的安排在某些方面还是温和的。部分出于沙皇的坚定主张，1814年以后，在法国、俄国以及议会波兰都存在过成文的宪法。南德意志各邦的一些统治者应允成立一个代议制政府。甚至普鲁士国王也允许在其王国范围内成立一个代议制议会，虽然这个诺言没有履行。然而，要保持任何的稳定局面都是困难的。政治上的右派势力，即特权阶级（在法国是从前的享有特权的阶级），把自由主义的一切迹象都斥为对革命的危险让步。政治上的左派势力——自由党人、民族主义者、共和党人——都把新近建立的政权看作是极端反动的和残缺不全的政权。国务活动家们在革命问题上表现得神经过敏，以致他们遇到每一种革命鼓动的征兆都力图实行镇压。尽管他们依靠镇压手段可以将革命活动暂时打入地下，但实际上，这只能引起新的不满情绪而使形势恶化。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不断地呈现出来。

1815年以后的反动：法国、波兰

在法国，1814年路易十八对1793年的弑君者实行大赦。然而，弑君者正如所有的共和党人一样，因为面临着反革命派的非官方的报复，发现1814年的法国并不是一个可以安居的地方。1815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时，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便聚集到他周围。这就使得反革命的保皇党人愤怒到了极点。一场极端残忍的白色恐怖开始了。上层阶层的青年们开始屠杀波拿巴主义者和共和党人。天主教的暴民在马赛和图卢兹对新教徒进行逮捕和杀害。1815年选出的国民议会（由占人口极少数的10万名富裕的土地所有者选出来）更加反动，更甚于国王的保皇主义者。国王自己也不能控制反动势力的狂乱暴行。他充分地认识到，这种狂乱暴行只会进一步激怒革命分子；而事实果然如此。1820年，一个狂热的工人行刺了国王的侄儿贝利公爵。那些把法国革命期间的全部革命党人都说成是罪恶的极端主义者的人们似乎是说对了。直到1824年路易十八死去及其兄弟查理十世继位时为止，反动的趋势日益严重。查理十世不仅是不久前被杀害的贝利公爵的父亲，而且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都是公认的残酷无情的反革命首领。作为阿尔士瓦伯爵，他原是路易十六的最年轻的弟弟，在1789年时，他是最早移居国外者之一。他是波旁王朝的宠臣，是前封建领主、贵族和教士中最顽固的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是上帝恩赐的世袭专制君主，因而，他集中了历代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仪式，在兰斯举行登基典礼。他不仅要扑灭革命的共和主义，而且要扑灭自由主义和立宪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