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宣布独立后的半个世纪,欧洲在美洲的长达300年以上的殖民帝国如今已到了它的末日。不过也有若干例外。一个例外是加拿大,它作为英帝国的一员是自愿的,至少对那些说英语的居民是这样,对于反抗美国兼并威胁的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也是如此。其他的例外是在西印度群岛,在那里海地已宣告独立,一些较小的岛屿却仍为英国、法国或者荷兰所占有;而古巴和波多黎各两个大岛,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以前依然被西班牙占有。
会议体系的终结
在维罗纳会议以后,类似的国际会议已经不再举行。原来企图制定一项处理欧洲事务的正式国际法规的打算也放弃了。广义来看,历届会议拟推进一种国际秩序的打算都失败了,这是因为,特别是在亚历山大转向保守主义以后,与会各国只赞同保存现状。它们并不打算去适应正在塑造欧洲的各种新势力。历届会议的方针并不是要求各国政府实行制度改革,从而防止革命发生,而只仅仅是镇压或者惩罚一切革命活动。它们支撑的那些政府都是摇摇欲坠的政府。
总之,历届会议从来没有能使大国的各自利益处于从属地位。亚历山大拒绝承认易普息兰梯,也许是俄国人为贯彻国际原则而作出的一次牺牲。奥地利政府镇压了那不勒斯革命,法国政府镇压了西班牙革命,虽然这两次行动都是两国政府由国际会议授权而行事的,但实际上都增进了它们认为的自身利益。完全脱离国际体系则是英国的利益所在。正如卡斯尔雷和坎宁先后所指出的那样,英国的态度是要摆脱带永久性的国际义务,保留它在行使制海权和对外政策方面的行动自由,并且以一种仁慈的观点去看待其他国家的革命。由于法国最后也脱离了神圣同盟,这个国际组织即使从表面上来说也已不再是欧洲体系,而仅仅成为三个东欧专制国家的反革命同盟。欧洲的自由主义事业由于这个极度保守的国际体系的崩溃而向前推进了。同时,此体系的崩溃,还为主权国家的民族主义自由自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822年,乔治·坎宁写道:“形势正恢复到要再次建立一个健全的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在为自己着想,而上帝则为我们大家着想。”
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1825年
1825年亚历山大一世去世了。他是“打败拿破仑的人”,是将其军队从莫斯科引到巴黎的执政者,他曾将俄国的幽灵笼罩欧洲大陆而吓坏了那些外交官们,而且他还颇具特色地成为立宪自由主义和国际秩序的巨大支柱。他的死成为俄国革命的信号。在1812—1815年欧洲进行的几次战役期间,俄军的军官开始接触到许多令人不安的思想。甚至在一些俄国军官团体中,还组织了一些秘密社团,其成员抱着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思想,有的想要在俄国建立立宪沙皇制度;有的则要求建立一个共和国;有的甚至梦想农奴获得解放。当亚历山大去世时,应由他的两个兄弟康士坦丁和尼古拉谁来继承皇位,一时尚未确定。军队中情绪不安定的人们愿意选择康士坦丁,认为他会赞同在国内实行革新。1825年12月,他们在彼得堡宣布康士坦丁就位,要士兵们高呼:“康士坦丁(Constantine)和宪法(Constitution)!①”据说,士兵们都以为“宪法”就是康士坦丁的妻子呢。
然而事实上,康士坦丁老早就宣布放弃继承王位,把位子让给尼古拉这一合法的继承人。称之为十二月党人的这次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参与叛乱的五名军官被处以绞刑,其他许多人或者被处以强迫劳动,或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国现代革命运动的最初表现,是在一种思意识纲领的激励下发起的一场革命运动,与早年由普通群众参加的普加乔夫或斯杰潘·拉辛的起义不相同。但是,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直接结果,是使沙皇更坚定不移地加强对俄国的镇压。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坚持着一个无限专横的独裁政府。
在拿破仑被打败后的十年间,由法国革命所产生的新兴力量似乎被击溃了,而反动、镇压以及政治上的顽固势力似乎到处都居于优势地位,那堤坝——一座大坝——似乎已遏止了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