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在空前少有的短暂的三月里，以维也纳为基础的整个大厦已告崩溃。奥地利帝国的主要组成部分坍塌了；普鲁士向革命者作了让步；整个德国正在酝酿实现国家的统一；而在意大利，战争在激烈地进行着。不论在那里，因革命而惊得发呆的政府都不由自主地答应颁布宪法，到处纷纷举行制宪会议，同时在斗争中诞生了一些独立或自治的国家。不论在哪里，爱国志士都要求成立自由的政府和实现民族自由——成文宪法、代议制议会、责任内阁、稍微扩大的普选权、对警察行动的限制、实行有陪审团的审讯、公民自由行动权、出版和集会自由。而在还保存着农奴制的普鲁士、加里西亚、波希米亚、匈牙利，则宣告废除农奴制，农民群众在法律上摆脱了原来的地主贵族的支配而获得自由。

六月后潮水的降落

如在法国一样，直到6月间，革命的浪潮都在汹涌澎湃滚滚向前，随后便开始转向退潮。革命浪潮之所以稳步地衰退下去，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三月起义里，旧政府仅仅被打晕了，但并没有真正被摧毁。它们只不过是等待时机以收回在武力威胁下被迫作出的诺言。革命者原先使用的武装力量并未能保持下来；革命领导人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基础。无论在哪个地区，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有产者和商业界都不如在西欧有那么高度的发展。革命领导人多数是作家、编辑、教授和大学生，他们与其说是强有力的社会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发言人，不如说是智谋之士。在维也纳、米兰与其他几个城市里，工人阶级为数众多，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也相当普遍，但是和巴黎人或英国人比较起来，工人们在文化上、组织程度上、政治觉悟上都要差些，同时也不那么容易被激怒。然而，他们的力量还是相当强大，足以使中产阶级焦虑不安；特别是社会革命的幽灵在西欧各国上空出现以后，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的革命者便开始互相畏惧了。获得自由的各个民族也开始产生意见分歧。农民们一旦获得解放，就不再继续关心革命。而且在当时，农民们也缺乏民族意识。在波兰和匈牙利，民族主义主要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或者贵族地主阶级的一种学说。由于热心国际事务的旧贵族提供了军队里的大部分军官，而农民则提供了大部分士兵，军队几乎说不上怀有民族的抱负。军队的这种态度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退潮首先发生在布拉格。5月，全德国民议会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波希米亚的代表应邀前往法兰克福，因为有许多德意志人一直住在波希米亚，而波希米亚又曾经是1815年同盟的一部分，如同以前它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那样。许多居住在波希米亚、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都被法兰克福议会所吸引。但是在波希米亚的捷克人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概念（即德国建立在其人民具有德国民族性的原则上）并不感兴趣。他们拒绝出席正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全德代表大会，而另外召集他们自己的全体斯拉夫人代表大会。1848年6月，第一届泛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布拉格举行。出席大会的大多数代表来自奥地利帝国内部的斯拉夫人居民区，少数代表则来自巴尔干各国与非奥地利人统治的波兰。

布拉格代表大会的精神，就是我们在上一章叙述过的斯拉夫人复兴运动。事实上，捷克历史学家帕拉斯基是这个运动中最活跃的人物。由于斯拉夫人复兴运动的核心就是抵制德意志化，这次代表大会是竭力地反德国人的。然而，它并不是十分地反对奥地利或哈布斯堡王朝。的确，为数不多的极端派曾坚持，斯拉夫民族应成为政治上新生的基础，并且认为世界上从此已没有奥地利帝国的位置。但是，出席布拉格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是住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他们认为，许多斯拉夫民族在东西两方面同时受到俄国和德国的密集人口的压力，因而他们需要奥地利帝国作为一个政治结构，从而让斯拉夫人能在其中发展自身的民族生命。他们要求承认斯拉夫各族人民在奥地利帝国内部与其他民族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地方自治权与宪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