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颇的助手慧颐，为文笔知名之士，玄奘助手负责证义的灵润，未进译场前已是一个精通义理，善于讲经的人了。他能“问难深微”，遇上已译经文“词理有碍，格言正之”，而为“众所详准”。玄奘另一位证义助手道因，也是了不起的人，因玄奘“每有难文”，不易译出的，必找道因“同加参酌”。从前老早就有了的“笔受”，后来更分出“缀文”和“润文”两方面，因为穷一人的精力综理全部译文，未免过劳，于是渐增笔受人数。唐贞观二十一年，玄奘译《瑜伽师地论》时，“承义笔受”的有八人，“受旨缀文”的又有八人，到了显庆元年，玄奘的译场中又增加“润文官”一个职位。这是唐高宗应玄奘的要求，下敕命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杜正伦六位文臣，给新译的佛经“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负责缀文的道宣，撰有《续高僧传》、《大唐内典录》、《广弘明集》等书，他本身又是律宗的祖师。由此可见，译场的人数虽然减少，但参与的人各具专长，使译场成了专家的集会所了。

润文官大都是敕派，但也有自己请求的，如《大宝积经》进行翻译时，中书侍郎崔湜走到翻经院，见在场的人皆一时之选，不禁有“清流尽在此矣”之叹，于是上奏要求加入润色。崔湜自动参加译经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译场中人不论僧俗，都是饱学之士，无异是一个学术集会，他参加进来，在翻译工作之余，便有机会和他们切磋琢磨，以增进自己的学术修养。由这故事，便可见译场的学术空气是何等的浓厚。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译场助手的分工情形。东晋南北朝时是没有“证义”的，那时译场中负实际责任的是“传语”和“笔受”，正所谓“义之得失由乎译人，辞之文质系乎执笔”，即传语负责意义，笔受负责辞藻，故笔受之选以文学修养为首屈一指，懂不懂梵文倒无所谓。

北宋初年建筑的一所译经院，内分三堂：中堂为译经的所在，东序是为润文用的，西序是为证义用的。证义一门又分出许多新职，故有所谓“分职证义”，及“证义正员”等名义。其实，早在玄奘的译场中，证义中已分出的部门，便有“字学”及“证梵语梵文”。“字学”又叫“正字”，专审查译文用字的得失，属于中国音义训诂学的范畴。“证梵语梵文”又简称“证文”，专审查梵文原本的字音字义，是属于印度声明学的范畴。上面提到的崔湜，就曾做润文官兼“正字”，如《开元释敎录》卷九《义净传》上便提到义净的助手中，有“兵部侍郎崔湜，给事卢粲等润文正字”。到这时“正字”已由润文官兼任，有时索性取消了，但专管原文方面的“证梵语梵文”，却另行发展为好几种新职了。

第一种是“证译语”，首见于武则天时菩提流志的译场中，由一位出生和落发都在中国的印度籍僧人慧智担任此职，专审听他们的汉语口译有无错传主译的话。后来唐中宗时华人义净的译场中也设置得有这一职位，仍由外国居士担任。

第二种叫“证梵义”，武则天时义净译场中设置，职责为“明西义得失，贵令华语不失梵义”。

第三种叫“读梵本”，是义净时置，他本人梵文虽好，但要读诵得声调正确，仍以印度人为佳。

第四种叫“证梵本”，也是义净所设置的。这是为考证梵文原文的内容，注意梵文形式的表达，遇上原文有讲不清楚的地方，要能够加以解释，使原文意思能正确地表现出来，不致有误。

从这四种新职来看，翻译工作较玄奘时更有了进展，人们已体会到翻译以理解原文为第一要义，故不特把证义再细分为若干部门，且聘外国人为助，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到了唐德宗贞元年间，“证义”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如不空译场中有“证义”十一人，另有“校勘”三人，“检校”一人。般若译场中的“检勘”和“详定”，只是名义上的改变而已。北宋译场完全承袭唐代旧规，分工方面再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了。

(本章取材《现代杂志》三卷二、三期曹仕邦著《关于佛教的译场》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