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压的快乐指数

外界舆论喧哗，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一再重申，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富士康普通员工工资为900元，再加上加班费也有2000元，公司还管吃管住。富士康的待遇，在国内肯定不是最差的。的确，待遇高低与否，并不是决定工作幸福指数的唯一因素。

蜜蜂、蚂蚁忙碌一生都在为未来储存物质，人也有获取物质的本能，即凯恩斯所说的“兽性”。在货币时代，人们对物质的索取表现为拼命挣钱。对财富孜孜不倦的追求，能够避免我们因物资匮乏而被饿死、冻死。但是，当物质充裕，获取财富不能提高我们的生存概率，反而会以牺牲情感、人际关系，甚至危害自身健康为代价时，赚钱就被异化为机械单调的谋生手段了。

富士康一连串自杀事件，反映的不是一个代工厂的问题，而是一代人的命运。在很多人看来，工作乏味，毫无生气可言，充其量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并不能给他们带来获取财富的快感，他们有的是重复工作的麻木和迷茫。

在富士康，人几乎被工作劫持了。有工人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上班，下班，睡觉，再上班，如此循环反复，这几乎是富士康人全部的生活。富士康2.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0多万人，这是一个拥挤的空间，甚至下班的时候工人需侧着身子走路才能保证交通顺畅。然而，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地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得令人不可思议。他们“每个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样的工作服，一样的工作”。每个人，只是一个螺丝，朋友很少，也不愿意与人交流。当那个叫马向前的年轻人在2010年1月23日凌晨死去时，他的舍友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陌生和冷漠，比温暖更容易泛滥。

诸多自杀者中，卢新总是一再被人们提起。严格意义上，他不算是一个纯粹的工人，在他身上，一时间贴了很多标签——优秀大学生、走出农门的幸运儿、家庭的靠山、底层打工者、城市追梦人、失败的奋斗者、流水线上的工人、精神问题者、自杀者……他毕业于一个名气不够响的大学，他喜欢哈士奇与林志玲。他曾经表达了自己的迷茫，“放弃了最喜欢的公共职业：　支持西部建设，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部，来到制造部，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唉，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他也曾经说，自杀的人很傻。可是，这个怀揣理想、背负家庭所有希望的农家孩子，还是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