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全国能源紧缺，煤炭价格更是飞涨。面对煤炭这个高投入产业，山西煤老板自有资金有限，温州资本找到了用武之地，浩浩荡荡涌向山西煤矿。当时，“在山西任何一个产煤县市，都活跃着温州炒煤团的身影”，山西省60%左右的煤矿被温州人收购。根据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山西由温州籍投资者经营的中小煤矿有300多座，累计投入资金约30亿元，年产总量约2000万吨，占山西煤炭年产量的。

2003年，由于棉花减产，全国棉价上升，温州30亿元资本进入产棉大区新疆，新疆棉花价格一路飙升，温州资本在第二年获利退出；2003年，全国普遍出现“电荒”，几十亿元温州资本轻松进入四川、重庆等水电资源富饶的地带，刮起阵阵“红色热浪”；2006年，商品期货呈现牛市，温州资本开始将触角伸向有色金属矿产；2007年，石油价格上涨，50亿元温州资本涌向西部，大量收购油井……

与此同时，温州资本并未满足于在国内的东突西奔，还“插足”于国际市场，在欧洲经营小百货，在美洲打造零售连锁巨头，甚至将炒房炒到了迪拜。巴黎市三区的市长街和庙街一带，过去一直是犹太生意人的地盘，如今却成为温州人在巴黎的聚集地之一。街上汇集了温州人经营的服装、皮具、首饰等批发零售商店。

内外并举的温州资本似乎印证了一种潮流——在一个企业的初创期，创业者难免用最擅长的方式刺开坚固的市场，从而登堂入室；此后，依托这种资本扩张的方式，走向较为完整的企业模式；紧接着是资本扩张和聚集的大幅迈进之路。

然而，用于投机的资本是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在当代中国不完整的市场环境下，投机资本也必然面临危险的结局: 强大的中央政府乐于见到富有活力的增长，同时也忌惮民间资本信马由缰的天性。在市场日益规范化的过程中，野蛮生长的投机资本很快将迎来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