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之所以如此看待温州资本，除了投机的现实手法外，还因为它一直行走在市场与政策的模糊地带。

20世纪60年代，全国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泥潭，政治口号满天飞。正当全国人民为各种斗争热血沸腾时，温州人就已经开始了新一轮发展经济的南征北战。当时，只要涉及经营范围的内容，就会被认定为资本主义，面临着被“割”的危险，温州小商小贩们只有选择打“擦边球”。

敢闯敢做，加上理性经济人的精准市场眼光，让温州人成为财富年代的佼佼者，也催生了丰厚的温州资本。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不应该成为公众仇视或批判的理由。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浴火重生对整个中国新经济来说是洗礼，但对于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来说却是炼狱——30年压缩的时间里要为中国经济补上资本主义市场200年来优胜劣汰的环节。于是，在一个“30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一个人情重于国法的封建大传统、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计划经济小传统亟须被打破，残酷竞争、胜者为王的资本主义外来传统正在被引进，层层枷锁套在了民营企业家的脖子上。如何呼吸，如何走路，成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他们面对世界时的第一个生存拷问。

没有过渡，没有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出生便面临着残酷的生存考验。奔走于产业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家中，不免有人利用关系，利用掌握的资源，利用改革开放政治体制上暂时的盲点，为生存铤而走险，鬼神之道来者不拒，把国有财产变为己有，打制度擦边球，甚至突破政策与法律的底线。于是，多个具体的经济人，在一个相对落后的经济制度下，上演了一部部原罪蔓延的商业荒诞剧。

的确，很多民营企业家有罪，但如果把原罪这顶帽子扣在所有民营企业家的头上，也是片面而缺乏公正的。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一个制度大变迁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家更需要有在灰色的空间中游走的智慧。所以，如果是历史、制度的错，再加上企业家当时的盲目冲动与“群体性经营幼稚”，让声名鹊起的企业家来埋单，未免太过残酷；所以，如果以某些群体作为彻底的负面样板，试图“赶尽杀绝”，是社会集体理性思考能力的怠惰与经济市场的不幸。

因此，在发展民营经济的大背景下，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草根经济”，更需要的是理解与支持，而不是苛求与打压。毕竟，温州资本的出路，并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选择，还受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中，实体经济机制的不健全难辞其咎，在国家垄断行业或央企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温州资本根本无法“插足”，更不用说立足了。在这种情况下，温州资本可能会继续发掘模糊地带疯狂投机。

当然，这并不能成为无条件宽恕游资的借口，更不是鼓励资本继续投机。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游资主体们也需要看到，仅仅着眼于利润的投机，不仅是对实体经济的一种伤害，更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威胁。

经济学家魏杰有这样一段表述:“温州资本是有活力的资本，中国的各类资本应向温州资本学习。要是在十几年前讲温州资本是中国资本的榜样，我们要向温州资本学习，会有很多非议，但现在不会了。因为温州资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自己的活力。”

显然，活力资本是游资的另一张面孔。正确的态度不是彻底否定，而是积极引导，为巨额游资寻找合理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