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资的投机并非必然成功，因为游资本身并不成熟，尚缺乏准确把握经济规律的能力。

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会发现，游资之所以热衷于投机，其原因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还有某种制度的缺失，既包括防止游资非理性扰动市场秩序，也包括引导游资真正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

面对这样的现状，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应对。2010年5月26日，针对农产品价格飙升导致的人心不稳，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要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投机农产品价格等违法行为。

在发布的五条抑价措施中，有三条关于农产品投机: 首先，严厉打击投机农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定期组织开展专项检查，依法查处一批扰乱市场秩序的典型案件；其次，整顿规范农产品电子交易市场，对交易价格严重偏离现货市场、没有现货资源依托、交易规模较小、投机性严重以及市场主办方入市操纵价格、挪用保证金等行为，坚决予以取缔；最后，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禁止媒体投机。

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下发规定惩处细节的通知: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严格执法，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社会影响大的案件，要予以公开曝光，依法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5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0万元以下罚款；屡查屡犯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房地产、股市等成为投机对象后，游资将目光转移到农产品，事关国计民生，我们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严打投机倒把”的年代。时代背景变迁，今天的制度引导必然具备更多的意义。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游资可以转变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力量。

在2009年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后，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退出，让民间资本有效接力政府投资，使民间投资逐步成为投资的主体。另一个层面，对中国经济而言，结构转型是一件艰巨的任务，需要更有效率的资金参与拉动转型，无疑，民间资本有潜力和希望扮演这个角色。

如果可以在中国大环境内，完善产业准入制度，完善投资创业环境，进行与实体经济关联度高的金融制度创新，才能使游资真正发挥市场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作用。

投机，不仅仅是游资的错，市场制度也应该担负相应的责任。而且，对于游资投机的治理，最明智的方法不是“堵”，而是“疏”，用改革精神来完善市场制度，让规模庞大的游资找到最恰当的出口。

这个出口的寻找意义非凡。出于社会舆论对游资人人喊打的局面，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然而，严峻的事实证明，人们对游资有一种极大的恐惧。伴随恐惧而来的，是深深的偏见。

2009年冬天，对于温州资本来说格外寒冷，山西煤矿整改损失150亿元，迪拜房地产投资被套25亿元……正当温州人的口头语由“倒煤”变成“倒霉”时，外界却不乏幸灾乐祸的叫好声，魔兽世界吧中甚至出现一个“热烈庆祝温州炒房团折戟迪拜”的帖子。

由此可见，在公众眼中，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游资，其名声并不高尚，除了在社会上流传的暴富神话之外，似乎温州资本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炒”字展开。除此之外，还有扣在温州资本头上的一顶“原罪”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