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路修漫，好长好长，总望不见尽头。孤身行踏，千般风情，更与何人说？迁居到北城以后，课余之暇，浮生偷闲，独坐山窗之下阅报看书，终日无话。我以为自己已经习惯这样生活，却忍不住夜阑人静虫声唧唧时刻，心头一点诗思文情感触兴发，漫涌成狂潮浪荡轰轰袭来，遂起身提笔想写下些什么。畏恐无人识，独自暗中明，但闪闪烁烁，难道不是为了呼唤那人能懂你解你，适当时候评析回应你又提点你，一面真真切切心灵之镜，相为参照的智慧之光？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人生乐事，莫过于进德修业有一二知己，既合作又竞争，不但是共历人生相互提携的同行，又是志业一致彼此砥砺的同行。我每每听闻学生好才情，网络上架起博客，作品能否付梓不必考虑，动动鼠标贴上就是。虽在千里之遥，即看即评有如即开即饮，又不是辗转誊录一二人手中流传，方便透了。他们也因此自然地有了某种虚拟的连结，你拱我写，热闹得不得了。

但识货的内行人都知道，根源于我们有些鄙弱的天性 虽然这么说真是不道德！这些专供大鸣大放的有趣网志，最好看的还是炮声隆隆八卦流窜的留言板，击长批幼，自相倾轧，比起从前流行过的乡土文学论战毫不逊色。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无论有理没理都得要争一口气，打打闹闹有时就变成真刀真枪，心里到底什么厌觉，那可就难说得很了。当然还是那句老话：“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这句话出自曹丕的《典论·论文》。曹丕（公元187年 226年），字子桓，是曹操的次子。建安年间，人才辈出，曹氏父子三人雅爱词章，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学之士，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中最有名者七人，称为建安七子，除孔融因为年纪辈分较高未及交往，其余六人与曹丕皆过从甚密：徐干、刘桢、应玚做过他的属官，陈琳、王粲与他时有诗赋唱和。

然而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中原大疫。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

昔无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音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同年王粲亦逝，阮瑀则死得更早，建安文坛顿时冷落。曹丕伤怀故友，于是整理编订其遗文，或许就是在这反复阅读编订的过程中，他重新认识了七子各自的才性与文章风格，有了新的感受与体悟，从而建构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复动笔书写了《典论·论文》。

《典论》原是一书，根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共有五卷，然而今已散佚，仅存《自叙》和《论文》二篇完整。在《典论·论文》里，曹丕从分析七子的创作特征出发，论述了对许多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的看法。他以为作家的才能各有所偏，而不同的文体各有其创作的特点。因此，对一个作家来说，往往只能擅长某一种文体的写作，难以面面俱到。他融合了当时对于“才性”的研究，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观念，认为个人的秉赋气性下贯于文章之中，形成殊异的风格，“不可力强而致”。

曹丕在文中明言揭橥文章的价值，说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确立了文学独立的地位，而不再是“载道”的附庸。他并且对于当时文学批评中常有的“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以及“文人相轻”、“暗于自见”等错误态度提出批评，希望批评者能够“审己以度人”。《典论·论文》可以说是文学批评的里程碑，推动了风格理论和体裁分类，促进魏晋南北朝古典文论的繁荣，对纯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