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都开好了的时候，他们走向春天。在扰攘的年代中，他们走向丰润的人生园林。那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3年）的暮春，抬头看是宇宙浩瀚广大，俯视则是万事万物萌发生机。他们在好山好水之中举行修禊仪式，谈 ，喝酒，写诗，为春天这部经书作笺注。

时年三十三岁的王羲之青春正盛，英姿潇洒。最美好的时候，遇见最美好的一群人，那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兰亭集序》记录了他与支遁、孙统、孙绰、谢安、王氏亲族等四十一位文人的活动。汉魏以来就有修禊的风俗：在花草争茂送香时节，古人采之以沐浴洗濯、祭神祈福。修禊原本订于每年三月上巳日举行，魏晋以后则固定在三月三日。本来只为了洁身祭神、社除不祥，后又逐渐转为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的野宴雅集。修禊礼后，他们各咏四、五言诗。众人公推王羲之撰述兰亭饮宴诗集的序文。王羲之当时已有几分醉意，拿起鼠须笔，在蚕茧纸上，随意挥洒而就。那些字逸态横生，悲欣之情亦随之出焉。

王羲之书法体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兰亭集序》字迹简劲遒媚，在美的历史里已经不朽。千古风流人物有时被淘洗干净，但是心灵与艺术的美好却可以历久弥新。我们会记得其间一撇一捺，行云流水的笔画，以及个中心情的周折、对人生的把握与理解。

原本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该要觞咏不绝的，然而耳目视听之娱倏忽牵动心中最深处的伤感。那感慨其来有自。羲之与当时文人一样，爱好服食养性。越是逆乱的时代，人们对美好的事物越是渴望。时代氛围点染，物质精神一并讲究，晋人对美的要求有自己一套准则。西晋末年，胡人相继攻陷洛阳、长安，怀、愍二帝被俘虏，晋王室迁都建康（今南京），王、谢等姓世家大族，亦渡江南下，浙东一带，自是人文苍萃。某些品位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认证，一种身份与品格的认证。

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在人生长河里，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从幸福威受到无常，从纷乱体验到美的信靠。嗜美成癖，于是要从普遍中找个性，从刹那里找永恒。生命的欢悦，正在于有故事好说，正在于自己能够给生命一个说法。唯有赋予意义与解释，这人生才值得一活。然而修短随化，每一代人不都问了同一个问题，意义何在？

果有意义否？若有，意义安在哉？

意义一事，言人人殊。活着与在着，终究不同。有些人活着，却只能蝇营狗苟，始终无抉真确的体认存在。有艺天在着，却无法忍受只是活着的徒劳。这是海德格的老话了，说生命乃是向死而生，唯求能够诗意的栖居。泰戈尔则说，生命如同渡过一重大海，向着彼岸各奔前程。王羲之面对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在最快乐的时候叹了气。

在春天，何事何物不美好？但就生命本身来谈，似乎不是那么一回事。现代医学中亦说春瘟，春寒料峭最要小心伤风、心血管疾病突袭。有春一季，精神躁郁疾症也最是好发。在种种美好底下，似乎隐伏了杀机，教人不得不防。春气原本熙和，有生生化育之功。经过王羲之一叹，便点出了死生界限。他们吃吃喝喝确实是快乐的，但快乐的尽头是什么？生命的尽头又是什么？所以他说：“向之所欣，悦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终期于尽的生死关口，才是他注目的焦点罢。

魏晋风流人物性喜清谈，《老子》、《庄子》、《易经》谓之“三玄”，是他们讲谈的重心。关于生命这档事，王羲之这样批驳了庄子：“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庄子逍遥超越，齐一死生物我，在王羲之以人情之常看来，实乃胡说。羲之归诸人性本真，喜怒哀惧的天生，透露了实情实感。贪生而恶死，映现了最脆弱的我们自身。

我不免想起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与小昭受困于秘洞，几乎是穷途绝路。（那真是一个关于人生出路的绝佳隐喻！）小昭此时却轻轻地唱起歌：“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