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徒雷登：第二故乡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司徒雷登曾在重庆见到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两人非常高兴地庆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顾维钧说：“我在美国生活了20年，美国是我的第二故乡。”司徒雷登笑了笑说：“我出生在中国的天堂杭州，在中国生活了45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 鲁迅：忙于结社

1929年夏，“左联”成立之后不久，鲁迅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假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几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

◎ 王国维：精神家园

王国维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为政治家只能谋求物质利益，而文学家则可创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也”。

◎ 蔡元培：反对罢教

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出国期间，由蒋梦麟代理其校长职务。当时，北洋政府久欠北平高校教育经费，各校教员领不到薪水，便向政府请愿，反被警卫殴打，因而宣布罢教。后经北平师生的努力斗争，北洋政府意识到事态严重，才为各校教员补发欠薪，并表示歉意。各校才开始复课。蔡元培回国后，听说此事，大为不满，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如果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教职员都接受了蔡的提议，请求将所领薪水分期扣除。

◎ 钱学森：三大激动

钱学森生前曾谈到过他的三次“激动”：“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感慨地说：‘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你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心情激动，是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五十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 钱学森：临场发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乘船离开了美国。在香港九龙火车站候车室，有记者问：“在美国时是否经常有人监视？”钱学森回答：“有没有监视我，只有美国人知道！”另一个记者用英语提问，他说：“对不起，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

◎ 弘一法师：惜福、习劳、持戒、自尊

弘一法师晚年定居闽南，他弘法的地点主要在泉州。他弘扬律法，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僧徒，训导他们“惜福、习劳、持戒、自尊”，使东土800年来湮没无传的南山律宗得以重新光大。同时，他也使相对闭塞的闽南人文气象焕然一新。

◎ 弘一法师：做人为僧警语

弘一法师生平念念不忘的是《论语》中所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为他做人为僧之警语也。

◎ 弘一法师：乐见劳动者

据尤墨君回忆，弘一法师见得最多的是劳动者，次为知识分子，不见官僚。见来访者后，常以《普贤行愿品》中的四句偈语相赠：“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利，灭除烦恼尽无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