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用这笔钱买了两块手表，一块大一些，算男式，一块稍小些，算女式，他和我妈一人戴一块。他说财去人安乐，权当一个纪念吧。纪念什么呢？不知道。其实用不着他自己纪念，人家也惦记着这件事。他毕竟手脚不干净，或者，毕竟是查过他了，有芥蒂了，不好再用他了，便让他在南杂店给顾客称盐打酱油。这是他从前当学徒时干的活，转了一大圈，他又干回去了。他称盐的手艺很绝，从不给人足秤，总要少个一钱两钱的，可秤杆却是翘翘的。翘秤一翘，顾客心里自然高兴，所以翘秤杆又叫“给笑脸”。运动一来，革命群众一揭发，一顿拳打脚踢，给他新账老账一齐算。

揭发他的是一个叫苏酒糟的人，苏酒糟揭发了他，却又偷偷地送给他一瓶虎骨酒，说喝了虎骨酒伤易得好。苏酒糟推行置腹地对他说，老李呀，按说我们是师兄弟，我不该揭发你的，可是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不揭发，你思想有问题呀，如今是社会主义，我们是在给党和国家做事，你还搞过去那一套，有什么意思呢？党和国家不要你这么搞，群众痛恨你这么搞，你这叫两头不讨好，是不是呢？我爸说老苏你揭发得好，谢谢，谢谢噢！

我爸买的两块手表都是瑞士表，声音很好听，纯粹，干净，圆润，像古筝一样。有些手表的声音就不是这样，听起来让人觉得那就是一块干燥的薄铁皮。

那天晚上我妈要生我弟弟了，她一只手捂着大肚子，一只手撑着后腰，用力皱着眉，嘴里发出咝咝声。我爸正在洗脸，问她是不是发动了，她点点头，我爸便扔下毛巾，搀着她去了医院。我姐姐也去了，虽然我爸妈戴高帽子使她觉得很丢人，有段时间都不理他们，但在这件事情上她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帮着我爸，搀着我妈的另一条胳膊。他们晚上去医院有点危险，那时候街上已经有人在用钢管铁棍打来打去了，有时侯还用枪。枪声不是很脆，噗啾噗啾的，偶尔有几颗流弹掉到人家房顶上，将瓦片打得吭啷吭啷直响。不过那天晚上我没听到枪声，我听到了手表的声音。我爸把他的手表忘了，它正躺在桌子上嘀嘀哒哒地响着，那么清脆，我听着听着就有点呆了。

我撑着凳子挪过去，先看了它一阵子，才犹豫着把它拿起来。它冰凉，圆润，沉甸甸的。它的年龄似乎比我稍大一些，天天都在我爸的手腕上，好像是他的手腕的一部分。我把它捏在手心里，又把手压在耳朵上，然后一点一点地把指头松开，听着听着就觉得有一股清清亮亮的水在柔柔地响亮地漫过了我的耳廓，然后我就忘了自己在哪儿了。我以为自己正很健康地在大街上走着，在河风吹拂着的东河大桥上走着，一直走过了河对岸那些稀疏的树木和房屋密集的村庄。田野无边无际。所有遥远的、隐约而模糊的景致，就像万花筒一样从我眼前掠过。我比风都轻，我御风而行。我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