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又在循例评选年度人物，我不由地想起30多年前的一件事。当年就是一篇与年度人物相关的报道让我与一个人结怨。1982年初，我担任《时代》周刊驻旧金山记者，其时正在休假，杂志社的编辑决定把电脑评选为当年的年度“人物”。那期杂志的选题都与电脑有关，其中有我写的一篇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小传。正是这篇小传给我惹上了麻烦。

我和乔布斯之间很难说谁对《时代》周刊的报道更生气。乔布斯不满意我对他的刻画，愤愤不平，他的反应我可以理解：在他看来，他的坦诚相告遭到我的肆意践踏。我也气不打一处来，因为我为撰写苹果公司的创办和发展史不辞辛苦地收集到的资料，被纽约的某编辑用捕风捉影的八卦稀释、过滤和茶毒，此人多年的本职是演绎摇滚乐圈内大起大落的轶事。乔布斯毫不掩饰他的愤怒，他在我家的留言机上留下好几条声讨短讯。可以理解，他从此禁止我踏进苹果电脑公司，还禁止他势力范围内的人跟我说话。

此番经历让我下定决心，从今以后，我绝不再参与我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工作，也不再执行可能授人以柄的任务。我休假期满，出版了著作《小王国：苹果电脑的内幕》（the Little Kingdom：The Private Story of Apple Computer）。我想，这本书与惨遭删改的杂志文章不同，它对年轻的史蒂夫·乔布斯的描述可谓公允。我尽到了对《时代》周刊的职责，抓住机会在它的专业出版部门成立伊始，成为仅有的两名作者之一，若干年以后（我早已转行进入风投界），该部门被道琼斯公司收购。

30多年过去了，我时常对机缘巧合、造化弄人发出感慨。是命运的拨弄把我和乔布斯扯上关系。当年我若不是20出头，《时代》周刊也许不会派我驻旧金山。在旧金山，我邂逅了创办电脑、软件和生物技术公司的一代同龄人。我若没有遇到乔布斯，就不会结识苹果公司的早期投资人、红杉资本（ Sequoia Capital）创办者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我若不认识唐，也许根本无从由一名记者变成红杉资本帝国下的一个小枝杈。我若没有撰写苹果公司的故事，痴迷于它早期的传奇经历（当时尚无人涉足），就绝不会苦苦思索造就一家企业的天时地利。

我若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涉足风险投资，就绝对没有理由享受日后从天而降的好运。我若没有邂逅乔布斯和唐，也绝不会理解，为什么最好的做法是开动脑筋，独辟蹊径。

乔布斯从小在加利福尼亚的洛斯拉图斯（Los Altos）长大，我深信他在青涩年华时绝对想不到，有朝一日他将掌管一家企业，从 Google地图上看，这家企业的总部与他曾经就读的中学相距1。6英里，隔 3条街道；这家公司自1996年起，售出价值2亿美元的iPod、10亿美元的iTunes歌曲、2 600万美元的iPhone和6 000万美元的电脑；他的照片将12次荣登《财富》杂志的封面；几乎像捎带一般，他单枪匹马，筹资缔造了电脑动画公司皮克斯（Pixar），发行了 10部广受好评的电影，累计票房收入超过 50亿美元。这些机缘巧合何以造就了他，也许连他本人也感到匪夷所思：他在日后成为硅谷的地区度过了童年；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斯蒂芬·沃兹尼克（Stephen Wozniak）是他的童年好友；他在早年流行的电脑游戏Pong的制造商雅达利（Atari）公司打过暑期工，当过实验室研究员；雅达利的老板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向唐·瓦伦丁融了资；诺兰又把乔布斯推到唐身边。这些都是偶然洒在他人生道路上的面包屑。

如今，我在投资银行业摸爬滚打近25个春秋，渐渐认识到，我希望用更为成熟的视角看待乔布斯事业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他的成就不输最杰出的美国人，包括依然健在和已经辞世的。乔布斯是苹果公司的CEO，更重要的是（虽然他的名片上没写），他是苹果的缔造者之一。苹果的发展史表明，创业者与CEO看似只有一步之遥，实则相去甚远。CEO多为按部就班的培养和教育的产物。创业者，至少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却是桀骜不驯、不可遏止的天性爆发的结果。我认识不少创业家，乔布斯最引人着迷。把现代的电子产品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潮物，他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