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来只是一个小国。到了古公亶父时，因受不了戎狄的侵迫，率众迁到现今陕西岐山县一带。此后因为土地肥沃，领导得法，逐渐强大起来。到了武王祖父季历时，商王封周之领导人为“伯”。武王父亲西伯昌（文王）是一位有大德之人，不仅仁民爱物，而且懂得经营，国势发展甚速。他在世时，已经成为周边众国的精神领袖，达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步。他的儿子武王与他不同，武王是另一类型的人，他有推翻商朝、雄霸天下的意图。

武王伐商时，纣王业已年迈八十，垂垂老矣。据武王伐商时所发表的作战宣言《牧誓》所载，武王指责纣王性情暴虐，听信女子小人之言，罢黜忠良，颇多恶行。所以讨伐商纣成了顺天应人之举。但据近代出土文物的考证，发觉纣王时社会井然有序，殷政似乎不若后世形容的那般昏乱。在《论语》里，子贡也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归焉。”其实子贡先生说得太客气。“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败方永远被胜方抹黑，是历史上不变的陋习。所以武王伐纣，多半是周的国力膨胀，武王为了展现个人雄心所致。

而三千年前，武王伐纣之时，中国地广人稀，大型都市少之又少，广大的人民都稀稀落落地以小国或村落的形式，散布在极为辽阔之土地上，过着自供自给的生活。恰如老子所形容：

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那时人民的生活，几乎不受政府的任何干涉，过得逍遥自在。正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其纯朴恬静，安然自得，是我们充满尘嚣的现代人想要而不可得的。

虽然如此，却有两件事是人民最害怕的。一是天灾，二是人祸（战争）。战争一起，无数家园将遭损毁破坏，无数人民将要流血送命。所以，战争一直是贤德之士、仁德之君要竭力避免的。故而，武王伐纣，在时贤的明眼中，不是除暴安良，实是不义的暴力革命。这就是伯夷、叔齐甘冒生命之危拦马谏言的原因。又由于武王伐纣早有准备，我相信在时机上，商王朝正遭天灾的打击，人民正闹着饥荒（但愿有朝一日得到证实）。西伯昌又正好去世，给了武王机会。于是武王一面散布父亡的消息，载着亡父的牌位来号召诸国。一面一反人之常情，在父死未葬之时进攻殷纣，以收奇袭之效。所以伯夷、叔齐指责他不仁不孝。

伯夷、叔齐这种大无畏的精神，甘冒生命危险到武王马前谏言，正是孔子所谓“仁者必有勇”的写照。

再说，二人劝谏武王无效，险些送命，被姜太公救扶而去之后不久，武王与商决战于牧野，一举击溃了殷王朝，纣王回朝歌自焚而亡。武王终于达成了雄霸天下的愿望。

伯夷、叔齐得知此事后，觉得武王以暴易暴、仁德不足，如果在周的势力下吃周的粮食活下去，是一种耻辱。乃相偕隐居首阳山，采薇（一种野生植物）而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

他二人在死前曾作一歌，其辞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伯叔二人并未重责那个恶人（武王），只说武王以暴易暴，不知自己错了。怨是有一点，但没怨任何人，只怨世风不对，生不逢时。那种令人向往的神农虞夏已然忽焉逝去了。所以孔子曾说，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那意思就是：伯夷、叔齐坚持崇高的仁德理念，饿死在首阳山，是他们自己心甘的抉择（求仁得仁），又怎会有怨言呢？

所以，回到本小节：“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应该是指，“伯夷、叔齐对以暴易暴的恶人都没记恨。就算有所怨伤，也将不会太多。”

故而把“怨是用希”解成“怨恨他们的人就不多了”是昧于历史的说法。事实上，伯夷、叔齐也没什么地方好叫人怨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