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几乎与所有国家都缓和了关系。中国与“衰落外交”时期侵略过中国的国家、“革命外交”时期与中国为敌的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有的还成了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在崛起外交中，如何处理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非常重要。这两个国家同中国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史。在中国崛起的同时，日本加快了摆脱战后体系约束的步伐，美国则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因此，这两个国家构成了中国崛起外交的难题。在未来若干年里，对中国崛起外交最大的挑战，将是美日同盟，该同盟最近有针对中国进行调整的趋势。美日同盟中，美国更为关键一些。

有一段时间，中国公开表示，对美外交是“重中之重”。这个说法后来不再被提及。实际上，这样表述，并无不妥。美国是当今与中国利益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无论是战略上还是经济、军事、文化和人员流动上，都是如此。处理好对美关系，是崛起外交的核心任务之一，尽管面临着很大困难，崛起外交要求中国必须在对美关系上取得突破，原因是，如果未来形成了围堵中国的同盟，美国一定在这一同盟中唱主角。

中美关系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症结，出在战略方面。这一点从2005年8月初中美首次高层对话的名称使用上可见端倪。中国最初的提议，是进行高层战略对话，而且，中国媒体在对话前、对话后的报道中，都使用“高层战略对话”一词，这表明了中国对战略问题的关切。但实际上，美国不同意使用战略一词，其理由是这个词只用于同盟友的关系。那么美国为什么拒绝在战略层次上与中国对话，原因在于美国仍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美国现任国务卿赖斯在2000年时这样界定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不是个‘现状’国家，而希望将亚洲均势作对己有利的改变。仅就此点而言，中国就是个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政府一度称之为的‘战略伙伴’。”在五角大楼公布的中国军事力量报告中，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是“合作和富于建设性的关系”，这个界定实际上就是说，与中国的关系限于具体和政策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战略层次。美国需要中国在很多问题上的合作，但在战略上则存在着冲突和竞争，从该报告对“中国未来形象”的描述，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美国拒绝战略对话了：“中国以一个地区性大国的身份在世界舞台上发展，但它的出现同样具有全球意义。中国正面临一个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它可以选择一条和平融入世界之路，从此开始良性竞争。中国也可以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在不断扩大的范围内发挥支配性的影响力。或者，中国也可能变得不那么自信，集中精力应付对国家团结和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的挑战。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未来，还没有沿着某一条道路一成不变地走下去的迹象。”在美国的话语系统中，这意味着中国是战略模糊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