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首先是经济崛起。中国的力量首先是物质力量。在国内，中国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在对外关系上，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优先。最近几年，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摩擦增多。由于中国首先以一个贸易商的面目出现在世界各地，崛起外交自然要将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作为中心工作。

但是，中国要成功地崛起为世界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的崛起显然是不够的。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仅靠物质力量的崛起而可以持久。那些成功地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向世界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英国是这样，美国是这样，即使后来解体的苏联也是这样，在20世纪40—50年代，苏联之所以能形成追随它的阵营，并不完全是凭恃军事强权强行推动的结果，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全新的文明形态。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选择苏联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选择的结果，而并不完全是慑于苏联的军事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崛起外交因此要重视软力量的传播。要将中国影响转变为中国魅力。为此，崛起外交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中国能否发展出一种新的、先进的文明形态？强国的竞争，不只是实力的竞争，还是文明的竞争。那些落败的国家，不只是实力不够，更主要的是文明的失败。罗马帝国最终毁于野蛮人之手，经常被说成是落后打败了先进，而真正的原因是，罗马文明从内部衰败了。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并不是什么外来的力量，那些所谓的蛮族，不过是古代希腊社会内部的组成部分，它们只是在从伯利克里的衰落到奥古斯都的兴起这一段混乱时期里，在道义上同那些少数统治者离心罢了。汤因比把罗马帝国的衰亡视作整个古希腊文明无法找到应对文明挑战办法的结果，这个结果，从罗马帝国建立之始就注定了：因为这个帝国在它的建立之日就已经注定要灭亡的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个统一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纠集一切力量来拖延而不是为了避免古代希腊社会的无法挽救的末运。这一事例提供的教训是，只有文明创新，才能保持崛起和不败的姿态，才能引来别的国家追随。

第二，中国能否成为制度建设者？崛起外交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对待目前的国际秩序和制度。客观言之，目前主导的国际制度有些是中国参与制定的，因此而得到了中国的支持，有些则为中国所不满。对于不满意的国际制度，中国的态度是“参与其中，徐图改之”。参与其中相对容易，徐图改之则要困难一些。因为，国际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它不只是符合创立者的个别利益，还要能够为别的国家创造出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超越的胸怀，需要登高望远。在这方面，美国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约瑟夫·约菲在描述美国20世纪后半叶的制度建设时说，与以前的霸权不同，美国以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身份支配着世界，从一系列英文缩写中可以看出这一点：ＵＮ,IMF,GATT,OEEC/OECD,NATO,WORLDBANK,WTO，PFP等等。以此为借鉴，中国崛起外交需要超越国家利益的眼界，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

总之，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外交面临着转型的任务。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外交面临的课题都可以归之于如何处理崛起中的外交问题。我们需要汲取历史经验，避开崛起陷阱，以一个建设者的姿态，用“中国方式”化解各种矛盾，开创人类文明史的中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