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韬光养晦毕竟不是规范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且，古代的战略制定与现代战略制定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

韬光养晦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掩饰目标和动机。行为者必须把目标和动机“藏之胸臆”，时间上要足够长，忍的功夫要到家才行。这个原则显然不适用于现代国家间关系。

首先，行为者的目标和动机很难长期掩饰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信息的流动，一个行为体的战略目标，根本无法完全“藏之胸臆”，秘而不宣。“舆论成了决定性的战略要素”。麦格雷戈·诺克斯在谈到战略缔造的历史演变时指出，近代以来的战略缔造深受官僚机构、大众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技术和经济力量的支配。战略制定变成了多种力量的博弈。“他们必须经过有组织的辩论来掂量难以估计的因素，这样的辩论减少了个人的、组织的和全民的幻觉和错觉。”信息革命造成的国家间相互依赖，使重大的国家战略计划必须公之于众，这样才能够建立起来正常的国家间关系。而且，任何涉及到国家层次上的目标，都需要得到国内公众的支持，要求公众广泛介入目标的形成和实施。三国时代刘备的目标是建立三足鼎立的蜀国，为此他需要韬光养晦，在曹操面前装孙子；但是，现时代独立建国运动，一定是目标公开的，不但需要公众的支持，还需要寻求国际支持。

其次，其他国家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判断、看法，很少会依赖这个行为者所宣称的动机。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掩饰动机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其他行为者不会依据一个行为者声称的目标做判断，这里，权力的状况、实力的现实分布、国际关系的体系特征、基本逻辑，是更为重要的依据。例如，约翰·米尔斯海默说，所有的大国，都是无情的权力追逐者，“大国具有侵略行为并不是因为它们想要这样做或具有内在的支配欲望，而是因为它们要想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就不得不寻求更大的权力”。这种理论不去注意行为者的言词，例如在评论中国的时候他说：“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日益强大，其精英们将仿效美国，使用理想主义的辞令来描绘中国的外交政策。然而，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

2002年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的年度报告》在分析中国的长期战略时提到了“韬光养晦”：

北京试图把其发展综合国力和确保一个有利的力量战略结构的长期政治目标放在积极的、消极的、合作的、良性与和平的主题之下加以描述。这些主题包括中国重视“和平与发展”、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不动用武力、不干预别国内部事务、中国军事战略的防御性质、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宣言，中国支持各个无核武器区，以及中国声称自己永远也不会在外国领土上部署自己的军队。然而，这些原则性主题不应掩盖中国国家发展计划野心勃勃的本质和中国对待动用武力方针的性质。这一方针正如中国评论家经常强有力地断言的那样，要看情况而定，而不具有内在的消极或防御性。特别地，北京大概估计，在国际对话中采取模棱两可的措辞有助于在发展国力方面为中国争取时间。

邓小平对中国安全和发展机构的重要指示之一就是所谓的“24字方针”：“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这段人们经常引用的座右铭不仅表明了对中国的野心加以轻描淡写的愿望，而且证实了一项长期的战略，即在考虑使中国未来的选择最优化的同时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从北京的观点看，战略上的模棱两可，包括战略拒绝和迷惑，是影响外国政府的政策和别国一般公众及精英阶层舆论的一项机制。中国领导人认为，模糊性和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动的“正义性质”，能起到吸引国外反对或支持中国利益的人们“畅所欲言”的效果。一旦中国领导人对敌友加以区分，他们就能够制定和设计主题来反击反对派和推进自己的总计划。此外，这种区分使中国得以奖励国外的“朋友”或惩罚“敌人”，以巩固自己在力量对比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