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亚洲政策是与国内政策互为关联的。中国在亚洲政策上的路线图与国内改革的路线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随着中国经济连续2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可能带来的政治军事后果，在相当多的海外观察家中间，缺乏共识。他们对于中国实力增长后如何使用这些力量，感到没有把握。由此而来的如何回应中国崛起、如何与中国共处、如何与中国竞争等问题，就是客观存在的重大外交问题。我们不能无视这种堪称自然的、本能的反应。

同时，我们还需要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转型，是一项具有全球意义的试验，具有重大的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后果，它的成功及失败，都一样具有国际价值，而且，它的转型以及走向，不是单向的对国家间关系施加影响，而是在国家间关系进程的互动中，彼此相互施加影响。不能反映这种进程的政策，就是一项错误的政策。

如果说，中国最近几十年的改革政策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需要明确，所谓的正确政策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推进经济改革，逐渐明确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另一个则是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国家间关系主题这样的判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所依循的路径，简单地说，是所谓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中，经济目标居先，而宪政转轨则有所滞后，因而中国的转轨性增长带有失衡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一、经济先行战略导致经济和政治之间关系的失衡。在经济转轨之初，人们一般期望经济的市场化会相应地伴随着行政权力的弱化。这是经济学、社会学上的一个一般性假设。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之前官员中的“下海潮”，就是这种预期的体现。但是，中国实际的转型进程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市场经济并没有消解政府权力。政府权力和市场保持了同步增长的局面。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行政权力异化为“权力资本”，权力成为经济资源。目前严重的腐败问题，就是这种异化的反映。

二、转型的不平衡还体现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异方面。根据笔者对全国人大的采访和观察，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世纪之交，地方官员呼吁最多的问题，就是区域不平衡问题。有学者把这种区域差异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三、转型不平衡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收入分配上的差异。通过对北京的抽样调查，收入水平最高的10％人群，其购买力是收入水平最低的10％人群的10倍。就全国而言，收入最高的5％至10％的家庭是收入最低的5％至10％的家庭的100倍。几项权威性研究得出的目前中国大陆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介于0.39—0.55之间，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0.45是比较合理的估计值。这个估计值只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略低。

四、中国转型性增长带有权利分配不平衡的特征。经济上的不平衡增长，其背后的根源是权利的不平衡。比如农民收入之所以无法提高，其主要的原因是农民在城市中的就业权利得不到维护。根据对1988—1995年收入差异扩大的原因的考察，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贡献最大的是农民能否进入到现代部门获得工资性收入，其贡献率最高达39.7％，成了第一位的因素，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强。1998年以来，弱势群体的概念得到普遍使用，所反映的就是权利失衡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中国的转型性增长伴随着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权利的不平衡性增长。

国内政策方面最重要的突破之一是提出了分享增长的政策目标。这可以说是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路线图”。与此相应，中国在亚洲外交中，也开始贯彻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