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起，中国对外关系方面最活跃的部分是其周边外交，尤其是亚洲外交。2003年10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政府首脑举行了第五次会晤，并发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三国承诺，将共同推动亚洲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三国将抓紧落实《东亚研究小组最终报告》提出的各项措施，推动10＋3合作向东亚合作方向发展，支持东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在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机制中加强合作。

温家宝总理在印尼期间阐述了中国对待自己力量崛起的态度：中国的发展强大将给亚洲各国带来发展机遇和实际利益，将为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他强调，积极促进亚洲的发展振兴与和平稳定，是中国的既定方针。“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增长，将为地区稳定作出更大贡献。中国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致力于促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2003年10月8日，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首次同别国或国家集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同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APEC第1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了亚洲政策的三点主张。第一，要加强相互信任，保持亚太地区稳定。第二，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三，要推动相互开放市场，健全多边贸易体制。从这一主张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形成了十分清晰的亚洲政策和亚洲秩序的构想，而且这一政策与国内发展路线图具有一致性。

首先，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中国对此有着明确的自我认知。对于自己实力增长所引起的反响，也有着清醒的感知。中国希望维持这样的存在。正如在国内选择了维持既得利益现状一样，中国在亚洲也选择了维持现状。

其次，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第二项政策主张，是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政策主张，与国内政策上的“五个统筹”，异曲同工。原因在于，纠正市场经济第一个10年的偏差，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亚洲其他国家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在中国的亚洲政策中，不仅仅中国面临着均衡发展的问题，面临着政治制度转型的问题，亚洲许多国家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第三，中国未来10年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约束失衡的力量结构。对国内力量结构的调整，是很大的政治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力量的外溢也需要通过宪政秩序予以约束。

最后，中国正在成为亚洲区域经济自由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2002年，中国先于日本、韩国宣布与东盟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明确了关税减让的时间表。中国在该地区正日益自觉地扮演自由贸易推动者的角色。其中的根由在于中国过去10年中经济的外向程度的迅速提高。中国目前的对外开放度接近40％，高于日本，也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据预测，中国的对外出口还将继续高于GDP增长速度，对外依赖度也势将继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