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赴粤之前，还发生了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情，而这直接决定了《新青年》今后的政治定位。事情是这样的，在决定赴粤任职以后，陈独秀交代工作和党务问题时，将上海支部的工作交给了李汉俊，而将《新青年》交给了陈道望。

彼时的《新青年》，虽然编辑部已经迁到了上海，但是胡适等人却依旧担任着编辑和主要撰稿人的角色。所以在处理好这些事情以后，陈独秀给北京的胡适和高一涵打招呼，告知了对《新青年》的人事安排。

这引起了胡适的不满。

早在五四运动后期，胡适就《新青年》的政治走向问题就已经和李大钊有过论战，提出“要问题不要主义”，而因为最近几期的《新青年》上刊登了陈道望翻译的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他终于看不下去，忍不住了。他立刻回信陈独秀，提出要把《新青年》编辑部搬回北京，随即致函李大钊和鲁迅，提出：“《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北京同人做点文章……不要把《新青年》放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

胡适所谓素不相识的人，自然就是陈道望了。

而胡适之所以对陈道望极其反感，正是因为陈道望接手以后，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了进去，而且旗帜鲜明地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对于一贯坚持“要问题不要主义”的胡适，自然是不可能接受的。

胡适“拯救”《新青年》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愤慨之下，毅然选择了和《新青年》分道扬镳。如此一来，《新青年》作为马克思主义宣传工具的名声就真的坐实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包括海外的两个支部，中国已经有了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而这其中，唯一没有派代表参加“一共”的是巴黎支部。

那时的交通工具实在是太落后了，而巴黎距离中国又如此遥远，这应该是巴黎支部没能派代表参加这次盛会的根本原因。

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时间和广州支部差不多，而它的创建人正是张申府。

和国内其他支部的成立大都只是受到“南陈北李”中一人影响不同，巴黎支部的成立，却是“南陈北李”共同努力的结晶。

张申府赴法的事情决定下来以后，李大钊和陈独秀先后在北京和上海都就在法国留学生中间发展党员并建立组织的事情委托过张申府。而1921年春张到了法国以后，第一个发展的党员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刘清扬。此后，他们又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

和当初的毛泽东一样，周恩来赴法也是受法华教育会的影响。

作为与刘清扬同为受觉悟社委派的留学生，周恩来在1920年11月7日乘坐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来到了法国。11月27号，刘清扬也到达法国，而巧合的是，她和张申府坐了同一条船，这也是她先于周恩来加入共产党的原因。

周恩来和刘清扬与张申府的结识，源于一场1920年8月16日发生在北京陶然亭的座谈会。

五四运动期间，觉悟社的一群进步青年为支持北京学生的救国运动，曾经组团进京，而正是这次经历，让他们和北京的许多学校的进步团体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并且经常相聚探讨改造社会和国家的办法。

8月16日的这场座谈会，北京一共有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以及青年工读互助团四个团体代表参加。而李大钊和张申府作为当时北大著名的教授和讲师，同时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亲历了这场座谈会并做了发言。

李大钊和张申府彼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他们的讲话自然给了周恩来等人以深刻的印象。也正是从那一次座谈会以后，张申府便和他们成了同道兼好友。

周恩来原来的理想留学地是伦敦，他先到巴黎然后转往伦敦，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感到生活费用太高，于是又回到了巴黎。而在旅途中，他遇到了一个和自己乃至未来的新中国都大有渊源的外国人——越南人阮爱国（即胡志明）。

命运有的时候真是神奇啊，当时还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周恩来，居然能在欧洲于茫茫人海中遇到将来的国际老朋友，这只能说是命运使然了。

胡志明当时的政治身份是法国共产党党员，他在了解了周恩来赴欧目的以后，随即以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身份，义不容辞地向周恩来讲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和理论，这无疑让在国内对此已经有一定认识的周恩来更加心神往之。

这一次旅途因为结识到了阮爱国，在周恩来看来是让人愉悦的。他回到巴黎不久，便听到刘清扬和张申府也在法国的消息。有心要和两个好朋友分享阮爱国的精神食粮的周恩来，立刻动身去寻找他们。于是，就有了上面所描述的一切。

周恩来加入不久，赵世炎和陈公培持着陈独秀的介绍信和张申府接上了关系。而这五个人随即成为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巴黎，又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