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这个欧洲城市能够出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这和彼时国人的留学集中地是有一定关系的。而东京作为当时中国首选的另一个留学集中地，在施存统的组织下，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施存统的共产主义之路，和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就读时在《浙江新潮》杂志上所刊发的一篇讲新式孝道的《非孝》有关。

1920年4月间，施存统和俞秀松打算从上海去福建漳州投笔从戎，投奔当时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在上海驻留时，经俞秀松介绍，他认识了戴季陶，又经过戴的介绍，转而认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施存统因为《非孝》而引发了“一师风潮”，并因为“一师风潮”而广为人知。

戴季陶和陈独秀都十分欣赏写出《非孝》的施存统，当他们听说施、俞二人要去投靠陈炯明时，就说服他们投靠军队，不如投靠工厂。两个人遂留在了上海，准备进厂做工，而偏在这时，施存统的肺病犯了，于是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打算。

其时，恰逢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已经深受陈独秀思想影响的施存统，遂和俞秀松一起加入进去。

而他们加上陈独秀、陈公培以及李汉俊，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五个党员。

1920年6月20日，在戴季陶的帮助下，施存统从上海乘船前往日本学习和养病。他到达日本东京后，一边学习和养病，一边和陈独秀、李达保持联系，并在两人的介绍下与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了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旅日支部或东京支部。

东京支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因为彼时大多留学生因为反抗日本军国主义霸权而返回了国内，所以发展非常缓慢。及至中共一大召开前，成员就只有他们两人。

当接到上海支部李达和李汉俊寄来的信函，要求他们派代表回国参加一大时，两人先是互相推选对方为代表，然后因为周佛海已经多年没有回国了，所以最后决定由周代表东京支部出席一大。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地方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和俄国人维经斯基关系很大，后者给予了中国人很大的帮助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则和另外一个俄国人以及一个荷兰人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个俄国人就是取代维经斯基，以远东国际间谍处、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这三个机构代表身份来华指导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尼克尔斯基。

而那个荷兰人，则是当时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马林。

召开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一大，正是这两个外国人倡议的。

和各地支部成立时的经历相比，中共一大的召开过程，可以用波澜起伏、有惊无险来形容。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受共产国际委托于6月到达上海，随即开始催促上海支部发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正是马林的到来，引起了当局的高度警惕。

这里有个国际大背景值得一提，巴黎和会召开以后，随着《凡尔赛和约》、《国际联盟》等和约的签订，所谓的凡尔赛体系国际新秩序被建立起来。

而这其中，对于红色苏联的围剿，也开始成为各国政府所关心的大事。

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早在其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以后，就成为各国警方密切关注的目标。而这各国中，自然也包括中国。

之所以说马林来头不小，因为单就身份和所担任的职务而言，经由列宁亲自推荐给共产国际的马林，可比维经斯基这个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代表高得太多了。而事实上，马林前来中国，为的正是完成维经斯基未竟的任务。

马林在亚洲一现身，立刻引起了各国警察的注意，而他在进入中国境内之前，因为在新加坡会见了印尼的共产党人，因此引起了印尼总督府的注意。

印尼总督府随即发电通知荷兰驻沪领事馆，并且寄去了马林的照片。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随即又向荷兰驻华公使汇报此事，后者再将之通知给北洋政府。所以，马林刚刚出现在上海，便被密探盯上了。

而这个密探，就是后来因为闯入中共一大会场而成名的程子卿。

马林被盯梢，因此参加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也成了警察密切关注的危险分子。

首先被关注的就是李达和李汉俊。

此时，因为陈独秀去了广州，因此李达代行书记一职，负责上海支部的日常工作。首先和李达取得联系的，不是马林而是尼克尔斯基。

尼克尔斯基在马林之前来到上海，不过因为语言障碍（尼克尔斯基只会俄语，英语则只会简单的几个词句，而精通四国语言的李汉俊德语、日语、英语、法语说得溜顺，却偏偏不会俄语），他见到李达以后，虽然表明了身份，却没能进一步沟通，并表明自己的来意。好在这个时候，马林出现了。

马林精通俄语和英语，于是由他和李汉俊居中翻译，李达、尼克尔斯基、马林和李汉俊四人就召开一共的事情达成初步统一意见：鉴于马林已经被租界巡警所注意，因此越快越好。

经过进一步的磋商，最终决定各地与会者代表人数，不管支部成员多少，统一两人，而路费将由马林提供。于是马林以每人一百元的标准，拿出了共产国际给予的经费。随即，李达和李汉俊开始分别向各支部发出邀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