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同时，在江南，南岳慧思成功地将大乘中观佛法与禅法融为一体，并将教法传与智者大师。在智者大师的努力下，天台教观更趋成熟，于是创立天台宗。稍后，吉藏大师在传统深厚的三论学派的基础上确立了三论宗的地位。唐初玄奘大师归国，唯识学立即风靡全国，不久便形成了唯识宗。在武则天的大力支持下，法藏大师在地论师学说的基础上，承袭杜顺、智俨的师说而建立了华严宗。善导大师及净土宗在广大的僧俗中更是信受奉持……

翻开中国佛教史的这一页，就可以看到禅宗其时处境可谓艰险，且强手环视。于是更可以感受到达摩、二祖、三祖的艰辛以及四祖、五祖创立东山法门的不易。

二、六祖曹溪法门的建立和禅宗的南北竞流

唐代的统一与繁荣，使此前南北分流、众师异说的佛教有了交流融会的基础，虽然没有大一统的局面出现，但各宗各派都力图融会全部佛法，以使自己登于顶峰。天台、华严二宗的判教，就是试图在经论浩瀚、义理纷繁、师说各异的佛教发展历史中确立自己存在的依据和优势，并由此建立了宏大的理论体系。《庄子·天下篇》中曾提出过“道术之裂”这一命题，可以说佛教内各种学说和宗派都是道术之裂，但它们又都致力于对大道的回归——谁最接近于道，谁的生命力和发展力就最强。

百年来，不少高僧和学者都把达摩到六祖的禅法看作一个转变的过程，且是印度禅到中国禅的转变过程，也就是如来禅到祖师禅的转变过程。其过程和实际意义是什么呢？

印度佛教本身，就存在着从小乘部派佛法、大乘中观和瑜伽佛法到后来密乘佛法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派佛法又呈现并存的态势。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前期，几百年时间里，中国僧侣必然有一个从接受到熟悉，从熟悉到理解，从理解到选择整理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大体在两汉之间佛教初传到玄奘大师归国这六百年。这个学习过程完成之后，中国佛教必然会进入一个发挥和再创造的辉煌时期。而天台宗，则早在玄奘大师归国前，就成功地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在佛教的三乘教法里，不论印度的或中国的，不论何宗何派，也不论是初期阶段还是成熟阶段，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都是此岸和彼岸、生死和涅槃、烦恼和菩提这一终极问题，在方法上，则是渐修和顿悟的问题。自东晋末年道生提出顿悟以来，顿渐之争便成了中国佛教的一个热点，顿悟之说虽渐为人们接受，但其理论体系的成熟以及成为僧人们自觉修持的方法，却需要经历好几代人，从达摩祖师的《楞伽》传心到六祖提倡《金刚经》的演变，透露了其中的消息，并且这一过程和当时整个中国的佛教理论发展同步。《楞伽经》内容博大，是印度佛教瑜伽系统的重要经典，其中一部分开示了“自心所见”、“自心所现”的“自内证”法门。这个法门多分谈渐，少分谈顿，总的是顿渐俱摄。所以，从二祖慧可到五祖弘忍所遗法语，顿渐并行的多种法门是一脉相承的，这在盛唐北宗文献《传法宝纪》、《楞伽师资记》中是清晰可见的。把顿悟法门提到尊崇的首要地位并大力提倡的，当然是六祖慧能大师。六祖之前，道生和天台宗的慧思、智者大师等虽倡导顿悟，但同时也强调渐修，只有六祖慧能大师把顿悟作为宗眼、宗风，作为自己传授的根本法门，并作了精彩的表述，又创立有相应的接人方法和手段，这才使真正意义上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南宗，得到了确立。

六祖到黄梅时，五祖门下人才济济，神秀、法如、老安、玄赜、智诜等皆为法门龙象，名播于外。在六祖到黄梅之前，五祖对神秀等是满意的，如赞神秀说：“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并“命之洗足，引之并坐”。对法如，是“密有传宣，明一如所承”；对玄赜，是“汝与神秀，当以佛日再晖，心灯重照”。六祖的到来，使五祖感受到了新的气象。六祖是没有神秀等人的学问和禅修历练的，他唯一可凭借的就是自己的顿悟体验，而这种体验，恰是神秀等缺少的。六祖当时并未出家，而且是岭南不识文字的“獦獠”，这样的资质能得到五祖的器重并授衣法，当然是与他的顿悟体验密不可分。正因为这种顿悟的体验，使五祖舍神秀等而把衣法传与了谋面不久的慧能。所以在《坛经》中，六祖自豪地介绍了自己“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的经历，并反复开示“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的顿教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