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年的理所当然者，在个人成长上是迟钝的，像小孩一样不负责任与不主动。他们一贯的态度是照顾我，永远是个受害者，在依赖外在环境的情况下常常感到受伤与不快乐。他们在关系中不太有同理心，强烈地依靠他人。这些人没有好奇心，只想学习能让自己得利的东西。理所当然者无法好好从经验中学习，也无法对他人有发自内心的关怀与兴趣。

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他们很少关心别人。他们会站立在门的中间，根本不管有没有人要从这门口过。他们把烟蒂扔在地上，也不会因为别人得收拾它而良心不安；在他们的脑子里，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仆人。在人际关系中，当别人不同意他的意见时，他就觉得被误解了；他们无法想象他人的观点也可能是对的。用餐时，不管是不是吃得完，他们总是会拿过量的食物。他们通常不会事先计划，总是事到临头才临阵磨枪，给朋友和同事带来许多不便。总而言之，他们从不考虑别人，认为世界应该会帮他们把事情处理好。事情出差错时，他们从不自我反省，反而怨天尤人。所以，他们不但不自我负责，还会因为世界没有满足自己的需要和突发奇想而满怀怨恨。

理所当然的人培养不出勇气来。他们行事总是着眼于权力和控制，而不是着眼于能引导自己发展出个人力量的脆弱与自我揭露。他们生活在物化的世界里，没有发展出分别自己与他人的能力，他们变得个人化而不是个体化。他们表面上看起来颇有自信，但是却缺乏基本的社交技巧，并长期处在根深蒂固的生存恐惧中。因为无法建立界限，于是只好筑起妨碍真诚对话的高墙。伴随着高墙而生的是"界限疾病"：如气喘、过敏、恐惧症、癌症。基于掌控的"我该有权"的人是外在依赖的，未能发展出有弹性的倚靠自我及主动权--唯有放弃理所当然态度的人才会如此。理所当然者会依赖各种事物（如社团组织，或是电视、药物、酒精等可以麻醉自己的事物，还有那些支持他们继续夜郎自大的人）。通常他们工作是为了获得安全感与金钱，而不是为了用爱和敏锐的对话与他人合作时会产生的满足感。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生命的定位，所以不太容易感受到闲适与安定；因为过分地相信自己的重要性，所以脱离了自己的现实。他们因为奋力地追求理想我的形象而过分地依赖外在，却益发疏离真实我，因此更加地自我憎恨及自我否定。他们在心底非常害怕亲密，因为他们不把别人看成一个人；他们总是猜忌偏执，唯恐他人对自己有不良企图。由于他们善于筑墙而非建立界限，所以固执僵化，追求定义清楚的角色和期待；于是，他们常有一窝蜂的心理倾向，也缺乏创造力。

理所当然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疾病

近年来有许多证据显示，抱持这种理所当然态度的人日益增多而成为一个社会现象。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间，质疑社会价值与追寻自我觉察，导致了"我就是我"这一代人的崛起；目前的这一代是"给我"的一代。看来六七十年代不断增加的自由带来了更多的恐惧，人们似乎从自由中退缩，而将自己封闭在他们的焦虑中。社会用迅速发展的科技不断供养着个人；在这样轻易能获取商品的社会里，人们更加期待他人的供养（朋友、伴侣、公共团体、社福机构甚或整个社会）。50年代时的特权成了20世纪末每个人的权利。

随着这种权利观产生的是合作的减少，不太为他人着想，更多的"我"，更少的"我们"。这种态度解释了为何有人会把车停在繁忙的街道中间与路人攀谈，以及为何随意抛弃会污染环境的废弃物（个人等级与全国性等级），也因为如此，在与他人真诚互动中得以升华的灵性价值也就无法产生。因此在这个年代，崇尚物质主义的风气更加盛行，这股风气成为灵性价值的替代品，并提供了在孤立疏离的世界里所缺乏的安全感。

在这样理所当然的年代中，人们没能发展自己内在的资源与弹性，所以他们更加焦虑。他们越依赖外在，就越不敢冒险，也就越缺乏创造力。个人能感受到的意义减少了，社会文化的义务增加了。人们因此退回到保守与权威主义的宗教里，变得更道德化，更缺乏情境伦理。许多人按照文化上的要求来塑造自己，结果就越来越缺乏想象力与个人道德观。如同社会一样，我们不再是一个有自主性、个体化、富好奇心、能积极响应他人的个体；我们成为一群依赖他人、个人化、为责任所束缚、自以为是的追随者。这股强大的威力更史无前例地限制了个人的成长和个体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