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将童先生的问题即时化，避免一味陷在“进或者是退”的哲学化或者道德化的高论中——这种泛化问题的办法其实无济于事。进或者退，对于个体来说，终归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而不是什么终极性的问题。

童先生听完了大松一口气，他评价说：“本科生可能必须二选一，不是A就是B；等到了研究生水平，那就是A和B都有道理，不能一概而论了；等到了您这样的水平，那就无所谓对错，怎么都行了。”我说：“不是无所谓对错，而是你的真实选择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听了这话，童先生表现得有点恼怒，他说：“这个问题我就不和你辩论了。”

我并没有表现出想要“辩论”的主观意愿，童先生却觉得谈论这个话题会是一场辩论。同时，为什么他如此希望问题被泛化——“无所谓对错”——并不愿意正视自己的选择，会导致相应的结果，而自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背后，一定有他无力面对、无法解脱的纠葛。这纠葛是由他早期人生的“未完成事件”构成的吗？他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本来的我”呢？我尝试了一个方向，试探性地说：“能谈谈您的父母家人吗？”

童先生斩钉截铁地说：“没有这个必要，我在国外这么多年了，也不怎么想家。”

当时，我正自信满满地坐在椅子上，冷不丁听到他的强烈反应，倒吓了我一大跳。看来，他和他的父母之间一定有着不寻常的故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过往呢？

作为一个心理工作者，我立刻职业病发作，暗自揣测：一、童先生可能曾经被父母虐待过；二、或者童先生小时候就被父母送出去给别人抚养，不是在父母身边长大；三、再或者童先生有其他兄弟姐妹，而他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

我又试探性地问：“您从小被送到别人家抚养过吗？”

童先生拂袖而起，转身就离开了咨询室。他回身的一刹那，我明显看到他眼中的泪花。在他健谈的“社会的我”背后，是那么深的“分离性事件”的伤害凝合成的“本来的我”。

我想，我已经明白童先生为什么希望“其实本无所谓对错”。因为，他内心那个“本来的我”，一直有一股冲动和呐喊，就是想要评判父母：“你们错了，你们伤害了我，你们知道吗？”可是从“社会的我”的角度出发，评判父母有错，意味着“不孝”，对于童先生来说，就是“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