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无外交，这是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交往的生动概括。虽然洋务及自强运动后，中国获得一定的发展，国力强盛了些，海军制度也渐变，模仿西洋之式，雇洋师，购洋舰，士大夫们的眼界也开阔了许多。但对外交之事，多是盲目、无知应对。中法战争，虽然战场上中国略占上风，但清廷依然害怕战争事态扩大，遂请英人赫德及手下金登干与法国协商，草拟《中法和约》十条，最后才请李鸿章画押签字。这样的外交局面在近代比比皆是。作为支撑晚清危局的重臣李鸿章从1870年登上外交舞台以来，主导大清外交三十余年，虽展示了超凡的个人智慧和手段，但他也是“一生秋风糊裱匠”。李鸿章对朝鲜政策，早先也是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让列强相互牵制。但牵制是一厢情愿的，谁愿意看到中国在朝的势力独大呢？尤其是日本，早就把朝鲜列入它的“大陆政策”，想夺取朝鲜，进而侵略满洲。清廷和李鸿章都知道日本的野心，但又不能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甲申之变后，虽有袁世凯的迅敏反应，巩固了中朝属邦关系。但李鸿章不想把事件扩大，遂与日本签订《天津条约》，约定中日两国陆续撤出在朝之兵，朝鲜实际上成为了中日的共同保护国。但此时的日本，由于朝鲜人民的仇日情绪高涨，加上甲申事变亲日势力受挫，对朝策略不得已转为“退婴政策”，默认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地位。李鸿章抓住这机会，并利用国际形势的演变，积极强化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遂有赦免大院君回朝鲜等举动。袁世凯也因护送大院君再次与朝鲜结缘。

甲申之变，袁世凯自感立了大功，确实高傲自满起来。年轻气盛，求功心切，可以理解。现在政坛上不少年轻人不也这样吗？得意忘形，是至理名言。袁世凯一面给李鸿章去信，大谈平定政变之细节，吹嘘自己的功劳，并大胆献计：“莫如趁此人心尚知感服天朝，即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为代理，则此机不可失也。”一面，以保护国王之名义，驻军王宫，与李熙居住的昌德宫仅一墙之隔。袁世凯的急切行动，自然招来不满。吴兆有、张光前就告了袁世凯“跋扈专断，藐视长官，擅自开衅，挪用军饷，蓄养官妓，贩卖烟土，干涉朝鲜内政”一状。加上日本认为“袁久驻韩终必为患”，有除去袁世凯为快之激烈论调，袁世凯陷身漩涡之中，成为“众矢之的”，不仅日人将擅启兵端的责任归最于袁，清廷对袁也不表信任。后有钦差大臣吴大澂、续昌前往朝鲜查办。吴大澂对袁世凯非常赏识，也多有袒护，袁总算躲过一劫。随后袁世凯解职回国，回陈州老家“隐居”。

袁世凯这次被解职回家，可谓郁闷，在朝果敢的行动，不仅没及时得到朝廷的嘉奖，反倒遭到指责。还好，袁保龄从中斡旋，颇费口舌，在李鸿章面前多有溢美之词。加上李鸿章对袁本颇为欣赏，最后采用折中办法，以私人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袁保龄致信袁世凯，一定要检点行事，不可再阔气了。一面又写信给李鸿章的幕僚晴笙，说袁世凯受到李鸿章的大力庇护，使他刻骨铭心。但袁世凯其实不甘寂寞，虽隐居陈州，但心仍系朝鲜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