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对于朝俄的密商非常重视，一面继续密探朝俄之动向，一面向李鸿章上书禀报，甚至直接向李鸿章建议：“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废君事关重大，李鸿章没有马上采纳袁世凯的建议。袁世凯甚为急切，当他获知朝鲜领议政大臣沈舜泽致电俄公使韦贝请求保护的密函后，大为气愤。沈在密电中称：“敝邦偏在一隅，难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院君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国辖制，惟不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有唇齿之势，与他国自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允，竭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大院君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他国有所未叶，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期以妥当，深所景仰于贵国也。”

袁得此密电，做出了快速反应，他一面封锁密电，设法阻止俄公使拍电报去莫斯科；一面商请英国舰队巡弋朝鲜海岸；再者，致电李鸿章，请求李派兵来朝。李鸿章则因北洋兵船不足，加上军饷艰困，没有及时派兵。袁世凯不断去电催促，李鸿章遂召集周馥、盛宣怀、陈允颐等商议，并决定命陈允颐赴朝与袁密商对策，后又命袁保龄负责调拨张文宣所部设营两哨，使之改装易服，作为随陈前往巡查电路之丁役，乘“利连号”由大沽转往仁川，再往汉城，以防不测。此外，南北水师亦大部出动，以壮声势。清廷还命李鸿章“将调兵事宜赶紧预筹”，清廷水师整装待发，有即将交战的情势。

一面，在袁世凯的请求下，清廷已做好出师朝鲜之准备。一面，袁世凯在朝恐吓朝鲜文武官员，称“天兵”即将来朝，请朝国王“除奸臣，谢天朝”。朝鲜国王则遣沈舜泽、金宏集等官员，向袁世凯解释，否认有求俄保设之事，谓此电函乃小人伪造，并将此案有关之金嘉镇、赵存斗等四人下狱治罪，后又由议政府和外署照请袁世凯，将事情原委禀告予袁，并禀请北洋大臣核办，且俄也否认有接朝鲜请求保设之密函。密函事件遂成一出闹剧。袁世凯知道事情原委后，连拍数电给李鸿章，向李禀报。因当时电信故障，李迟迟没有接到袁世凯的电函，还在继续准备他的“调兵事宜”。李接袁世凯电函后，整装待发的军事行动也立刻叫停。随即，朝鲜派丞相徐相雨携国书赴清廷辩诬谢罪。徐相雨对袁世凯多有不满，遂称此事端为袁凭空结撰，又讽袁平日种种暴躁。清廷大臣也因徐陈述，多认为袁世凯无事生端，因速撤袁世凯。李鸿章为袁辩白，方使袁世凯留守朝鲜，但致袁书一封，批评袁举动暴躁，当严申训诫。对于此事，当时有日本记者云：“平心论之，以韩廷谬安，虽无袁世凯之逼迫，而簧鼓满朝，势必有附俄之谋，不过袁促之使速耳。但袁能造端，即能结果，使其不能实行，不得不称之曰能。”一个“能”字或许就是袁世凯在这次事件中的最好概括。袁世凯虽被清廷指责为无事生端，遇事张皇，但袁处事之敏捷、果敢，还是展示了其“能”的一面。

阻朝联俄，是袁世凯操纵朝鲜外交的一部分。朝鲜国王李熙软弱无能，刚好给了袁世凯以更大的机会。袁世凯借助制止俄国侵朝、英国与俄国关系对立的机会，加强与英国的密切关系。英国也转而支持袁世凯，积极支持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为了尊重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英国仅派总领事驻扎朝鲜，直接受驻北京公使的管辖。驻朝鲜的多任总领事，与袁世凯关系都很密切，来往频繁，对袁世凯支持也颇多。袁世凯刚刚以“监国”身份自居，并遭众多公使非议时，英国驻朝总领事贝德禄就怂恿说：“中国不能节制属国，使缅王多杀无罪。……我（英国）擒而拘之，置之总督。……中国近睹缅属邦与人失和，将来为朝鲜，又必失和倭、俄。……中国与属邦实兄弟国，只能保护，不能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