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熙软弱无能，事事依仗闵妃，而闵妃狡猾、多疑，对袁世凯，对中国常有背信弃义的举动。袁世凯对此深感痛恨，早在甲申事变后，袁世凯极力游说赦免大院君回国，就是想借助大院君的影响力，钳制诸闵，壮大亲华势力。大院君一回国，就遭诸闵反对，闵妃与袁世凯关系遂愈加紧张。后来，秘密联合俄国保护事件发生后，袁世凯更有了废李熙，另立国王的想法。袁世凯另立国王的想法，没有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后来的史学家也多批评袁世凯另立新君的想法狂妄，不合实际。但另立新君的主张，倒也可以看出袁世凯确实想朝鲜有个能君，真正有番作为。一个能干、想有一番作为的人，碰上一个阿斗；一个有胆有识的人，碰到一个庸君，而且这个人还有监国的身份，那种难受状，可想而知，还不如把这阿斗、庸君给端了，自己干，或者叫别人干。袁世凯对李熙可能就有这心态。袁世凯另立新君的主张落空后，只好对李熙多加开导，告诫李熙要远小人，近能臣。当然，袁世凯所称的能臣，皆为倾向中国的事大派能臣，例如闵应植、闵泳涣、郑洛熔等。袁世凯还主动上门拜访相国沈舜泽、金炳始和金宏集，以及拉拢韩圭契、李钟健等人，亲华的势力大大增强。

李熙及闵妃虽经袁世凯不断“开导”，但他们对袁世凯的做法是心怀不满的，特别是知道袁世凯曾有另立新君的想法后，要求自主的愿望及行动陡增。袁世凯越是想以传统藩属关系束缚朝鲜，朝鲜则越想摆脱这种关系。1887年朝鲜向美、英、法、德、意等国派遣使臣的举动，可视为李熙及朝鲜政府对属藩地位不满的具体体现。在美国人德尼（朝鲜外署协办）、俄使韦贝等人鼓动、挑拨下，1887年朝鲜欲向各国派驻大使，谋求“永不受他国管辖”、“与天下各国一律平等”的地位。派遣全权大使，是外交的大事，作为属邦的朝鲜居然不向上国大清禀报此事，而是先行派遣，待袁世凯知道后，再照会“商请”。袁世凯自然觉得有碍事大礼节，不将上国放在眼里，异常气愤，连电请示李鸿章。李鸿章也责备朝鲜未先商请，就自行主张，有悖礼节。但李熙和朝鲜政府就是不听，依旧做好派遣准备。袁世凯多次照会，朝鲜要么拖延不予答复，要么一直辩说出使他国乃朝鲜正常之举，在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中也已有商定，只是现在履行派遣程序而已。袁世凯知道，此乃朝鲜政府之伎俩，意在摆脱上国控制，谋求自主，遂不断照会垂问，不断干预，后在袁世凯的努力下，达成三项协议：一是朝鲜使臣初到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报到，请中国钦差带着同赴该国外务部，以后不再拘定；二是遇有朝会、公宴、交际，朝鲜使臣应跟随在中国钦差之后；三是交涉大事关系紧要的，朝鲜使臣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