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都相信他们被赋予了特殊的重要性，要么面临着重要的挑战（例如，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要么有特殊的性格和特征（例如，出生在生育高峰时期），要么生活在一个特别重要的时代（例如，启蒙运动时代）。尽管每一代人都诚挚地相信他们自身的意义，但客观证据表明，我们这一代人将见证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时代，我们真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从200万年前出现人类起，一直到大约12000年前的这段时间里，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人口从未达到几千万这个数量级。然而，随着农业的出现和剩余产品被生产出来，人口持续膨胀，一直持续到今天。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全球人口数量增长到大约10亿。伴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地球上的人口已达到20亿。［1］

1952年，出生在生育高峰时期的我来到了这个拥有大约20亿人口的世界。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口膨胀到60多亿。如果我能高寿的话，我可能很容易看到这个星球上的人口达到80亿甚至更多。这样，在一个人的寿命期里，全球人口就从20亿膨胀到了80亿，这种增长的确是空前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从未有哪一代人能目睹如此爆炸性的变化。不言而喻，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和战略将决定人类的前途和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往最小处说，这是一项令人敬畏的责任，但它同时也是一次巨大的机遇。

最好的时代抑或最坏的时代

我们确实泰然自若地处于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前沿。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目睹了全球化经济与文明的诞生，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跨国公司、国际机构和全球市民社会已经跃上世界舞台，带来了艺术般的先进技术、先进商业规则，并承担起新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全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和文化水平都有所提高。［2］

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加快了信息和思想的传播速度。新的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透明度极大增加，培养了地方的自立能力，推动民主政治在全世界的传播，技术创新戏剧性地降低了经济中原材料和能源的单位消耗量。回顾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20世纪末美国消耗的原材料和20世纪初大致相当，前者所创造的产值却是后者的20倍。［3］信息时代取代钢铁时代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无疑使我们备感欣慰。

然而错误路线和分歧依然随处可见。尽管美国的消费者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苦苦拉动着世界经济，但即使在美国，他们消费各种商品和服务时似乎也有一个限制（根据消费者的负债水平可知）。的确，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全球经济一直在爆炸式发展，但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未来的经济增长点何在。除少数几个行业（诸如石油行业和制药行业）外，大多数行业都已经陷入了长期低速增长的境地，而且这种状况似乎还远未结束。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私有化和自由贸易在10年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一种混合的后果。发达国家的财富在继续增长，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还没有从中获得明显的利益。40多万亿美元的世界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难以为全世界每年加入劳动者大军的几千万青年人提供工作岗位。与流行观点相反的观点认为，所谓的“喧嚣的90年代”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在过去40年里增长最迟缓的10年。［4］实际情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其经济一直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的状态。［5］

发达国家的经济变得越来越信息化，服务密集型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从全球看，对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在过去50年里爆炸式膨胀，这给全球环境带来了可怕的后果。支撑人类经济发展的自然体系——森林、水体、土壤、生态系统和气候——都经受了巨大的破坏，其质量在不断下降。［6］一些新疾病——如艾滋病、埃博拉病毒和“非典”的出现也在警醒我们，这些使全人类遭受苦难的东西仅仅通过一架飞机就可以传遍全球。而且，牛染上了疯牛病，鸟禽感染了禽流感。

苏联解体、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新近的阿根廷危机，都使得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开始分崩离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都如坐针毡，即使对这些组织中的杰弗瑞?萨奇（JefferySachs）、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和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而言［7］，情况也是如此。缺乏国际统一的价值标准、通货不稳定和商业周期的剧烈波动，导致了世界上三种主要经济形态的同时衰退，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股东们的短期金融需求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冲突不断。全球化会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繁荣，然而，对全球化的这种潜力抱有热情的发展中国家却不多。［8］

汹涌澎湃的反全球化浪潮，反映出人们对于全球环境质量不断下降、不平等、人权、文化帝国主义和地区自主权丧失等问题的共同关切。众多的抗议者收集了大量的实证来反对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资本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经济论坛。反政府武装分子变得越来越有组织和军事化。例如，由印度人在玻利维亚领导的运动，成功地在那个国家推翻了亲西方的政府并且投入到反对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泛大陆逆流中。事实上，有许多国家声称，现在所有的发展概念都必须被抛弃，代之以新的更能被强烈认同和使得各地人民都抱有热情的观点。［9］

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两起事件为反公司化和反全球化运动火上浇油：安然公司的崩溃，彻底摧毁了公众对公司运营本来就已经很低的信任度；“9?11”事件证明，世界上某个地方的动荡不会在地理意义上与其他地方割裂开来。事实上，恐怖主义——反全球化最后的表现手段——仍在蔓延，这是由于穆斯林世界中的贫穷和无家可归状况，以及不断增加的挑衅和两极分化造成的。即使美国出于良好的意图传播“预防战争”的教条，但这样做能否带来民主、强大或自主权，也不太清楚明了。［10］

公司的含义

全球化动态研究描述了大型跨国公司的重要意义，视其为全球经济的中心。全球现有跨国公司的数量超过6万家（业务领域大于一国范围即属跨国公司），它们在全世界拥有超过25万家关联企业。跨国公司占有世界经济总产出的20%以上。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对国外的直接投资赶上了官方发展援助；到了2000年，它超过了官方发展援助。事实上，跨国公司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更为高效和有竞争力地扩张其业务。［11］

然而，有越来越多的人指出，在过去的10年里，由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12］例如，1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超过了全世界100个最小、最贫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引起了人们对决定这些国家命运的国家主权和政府能力的关注。［13］假如跨国公司有能力跨边境转移资源和产品，许多跨国公司就会提议，由它们追加补助金、采取激励措施和降低成本，去开发全球最底层的市场，当然这是以牺牲这些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为代价的。［14］

世界上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绝大多数都分布在最富裕和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越来越多的批评之声开始指责这种公司优势，认为这种公司优势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用户至上主义基础之上的，这种做法导致了地方性文化、产品和传统惯例的不断丧失。［15］还有人谴责全球资本主义向发展中国家扩展能源和材料密集型工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