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二老胡、武宁、牛波涛这几个厮也那味儿，近两年脾气长了，好不容易聚到一起，没等咋地呢，先沏上一壶，品着。

有一回，我也打算像他们那样腻歪一把，从省城奉京回家的时候，根据实际情况，特意跑超市里，给黄韬和大老胡一人买了盒减肥茶。这俩人走在街上经常听到路人对他们的惊叹：哎呀——猪站起来啦！你想想，他们都肥成啥样了？可气的是，这俩人见了我的礼物，不领情不道谢不说，还撇嘴摇头地寒碜我——没文化。

这帮人赶上啥时候来劲儿了，还犯宋代酸文人的臭毛病，坐一起写毛笔字、斗茶，让你感觉雅得都活返祖了，在这工夫，我什么也插不上，就跟着干着急，实在受不了，翻出黄韬家不用的杯子，把他们糟践剩的茶水折进去。由于杯小，只能多拿几只装，摆在我自个儿前面，等凉透了，一口一个，干了。那次，大老胡看我又来这个，说，《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姑子妙玉说过这样的话——“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了”。

我说，没空等你们装蛋，润个嗓子比夫妻生活前戏还麻烦。

这方面，他们真不像从俺们这儿蹦跶起来的。

特纯的东北爷们儿，尤其是我老家望海的爷们儿，哪有这么絮烦的，要不就用瓢大口大口灌凉水，从嗓眼儿到尿泡儿不留一点儿缝；要不就是大瓷缸子怒饮花茶——又祛油又满鼻子喷儿香。

这两样，我小时候都有经历，我爸那时在一个叫红螺的小镇，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妈是拖拉机手，他们租的小屋就在农村，小屋所在地好像被当地人称为“下河洼”。有大集的日子，我家前面的河套边上挤满了十里八乡的老百姓。这时，比我大几岁的小犊子，就俩人一伙，用木头杠子抬着桶，去卖水，现——压——的呀——，洋——井——的呀——，一分钱一碗，二分钱管够啦——他们有个不约而同、心照不宣的吆喝法儿，把“管够”喊成“灌狗”。

还有花茶，印象最深的，是照看我的老张大姥（我的望海老家管老爷叫大姥，管姥姥叫小姥）的搪瓷缸子，白色的，印了大红喜字，底儿周围有磕破的黑圈，缸内壁有很厚一层茶渍，深褐的，和老爷子的牙颜色相当。爱和他一起蹲在大槐树底下扒瞎的老头儿，都和他差不多，左手大茶缸，右手夹根报纸条子卷的旱烟，或者举着烟袋锅，装烟末子时，把茶缸很技术地放在膝盖上。

老张大姥说过，“没有这茉莉花茶、蛤蟆癞烟顶着，真熬不过夜。”声音像说评书的单田芳。

他白天带我，晚上帮生产队守牲口。

那种生活是自由的。

6

是的，我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长大，但也尴尬。

不要以为我故意搞得神神道道，真的，我很难找到归属感。

在农村，我不纯粹，我不是地道的乡下孩子，我爸妈都不是种地的。虽然我幼时也在垄沟前面吃新翻出来的花生，吃得晕头转向，吐得眼冒金星，但那并非我家的园子。一群小混蛋排着号偷自己家苞米，我只能臊眉耷眼跟在后面，甘当“白吃饱儿”；进了城，压力“噌噌”上涨，我没上过幼儿园，即使我通过一个破烂铁皮文具盒的上盖，很早就把“小九九”背得滚瓜烂熟。可是我不知道何为纪律，导致我在上小学的第一天，就因为憋得够戗，上着课跑到教室的后面，掏出小鸡鸡，冲墙一顿狂浇，被老师和同学怒称为“臭流氓”。

我在酒店时，认为自己应该是个记者；成为记者后，认为自己应该是个专业作家；我在老家望海时认为那片林子太小，飞不开；到了省城奉京后，又时常想有个靠海的小屋，能专心写点儿自己想写的东西……

对施小君，也一样。

我弄不清自己是喜欢，还是青春的冲动或欲望。

男女之间，除了一见钟情，多数情况都该是在熟悉之后，才能彼此有些春意盎然。我肯定不是一搭眼就能爱上谁的人，可对她又委实不甚了解，怎么人家财务总监大姐一提，我就动心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