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伊尹不是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圣人，韩非子早就将伊尹看作与管仲、商鞅并列的法家人物。《韩非子·奸劫弑臣第十四》中有：“伊尹掌握了法术，实行赏罚，商汤因此称王；管仲掌握了法术，实行赏罚，齐桓公因此称霸；商鞅掌握了法术，实行赏罚，秦国因此强大。这三个人，都精通成就霸王的法术，熟悉治国强兵的方法，而不拘泥于世俗的说教。”（原文：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

据说商对在街上倒灰的人处以刑罚（“刑弃灰于公道”），可知商朝及商初重臣伊尹在法家“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形成过程中有重要影响。蒙文通先生指出：“非子以伊尹、管仲、商君为皆尚法术，则法家之从商，不亦宜乎！”（蒙文通《古学甄微》第230页，巴蜀书社，1978年）荀子也说“刑名从商”（《荀子·正名》），据文献记载，当时常用的刑名主要有墨、劓、刖、宫、大辟等五种，在殷墟甲骨文中这些刑名得到了印证。

西周已经是一个法治社会，从西周治国理念的经典文献《逸周书》中我们能明显看到来。地下资料证实，《逸周书》多篇为西周文献。她不仅篇章比《尚书》多，涉及内容也比《尚书》文泛，在某种意义上，其学术价值显然比《尚书》大，但世人皆研治《尚书》、很少有人知道《逸周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本书是孔子“删《尚书》之余”，不合儒家思想，当然就无人问津。

事实是，《逸周书》是西周政治的百科全书，是中华道/法原文明的核心，后面读者将会看到，我们在研究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时常常以《逸周书》为起点。被儒家编辑过的，大讲以德治国的《尚书》更多作伪之嫌。

西北师范大学的赵逵夫先生在为罗家湘《<逸周书>研究》作序时直接了当地指出：“《逸周书》中的一些篇章使我们看到在《尚书》中所显示的文、武、周公的仁政、仁德、诚信、礼仪之外思想与作为的另外一面：文王、武王夺取天下，既用了诡诈，也显示了凶残，并不如孔子以来儒家学者所粉饰的那样，所以，从某一方面说，《逸周书》有比《尚书·周书》更可珍贵的地方。”（罗家湘，《<逸周书>研究·序言》，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

通过对金文的研究，学者们知道《周礼》是对西周政制的追述。其中我们能看到，周初“礼”已经和“法”分离，孔子所谓的礼不过是“礼仪法”，法制而非礼制才是西周政治的基本特色。《周礼》中春官是礼官，其重要职官肆师专门负责依禁令惩罚怠慢礼事的人，可见当时的礼是靠法制来维系的。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肆师》叙述肆师的职责是：掌管建立王国的祭祀之礼，协助大宗伯。建立大祭祀之礼，[规定]用玉、束帛和纯色完好的牲；建立次一等祭祀之礼，[规定]用牲和束帛；建立小祭祀之礼，[规定]用牲。按照一年四季安排祭祀的次序，以及[对新落成的庙]行衅礼。举行大祭祀时，负责察看牺牲，[将符合要求的牲]拴系在栏圈中，交付给充人和监门[喂养]。凡祭祀占卜日期、[祭前三日]重申对百官的告诫，以及[祭祀前夕]确定明日开始祭祀的时间，告教并协助[大宗伯]行礼事。视察祭器是否洗涤干净时也这样做。祭祀那天，[用标签]标明器物中所盛的谷物，报告谷物洁净；察看所陈列的馔具，报告陈列齐备；到将行裸礼时，筑捣郁金香草并煮[而用以调和鬯酒]。告教并协助[群臣]行祭祀的小礼，责罚怠慢礼事的人。掌管各祭坛兆域中以及庙中的禁令。（原文：肆师之职，掌立国祀之礼，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币；立小祀，用牲。以岁时序其祭礼，及其祈珥。大祭祀，展牺牲，系于牢，颁于职人。凡祭祀之卜日，宿为期，诏相其礼；□涤濯，亦如之。祭之日，表　盛；告絜，展器陈，告备。及果，筑鬻，相治小礼诛其慢怠者。掌兆中庙中之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