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五世纪末到公元前一世纪，中华文明走向了自己的巅峰——台湾作家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将这四百年称为“大黄金时代”。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西周以血缘为基础的封建贵族不再是政治权力的垄断者，一个人可以凭他的能力成为文化、政治和经济精英。思想的洪流犹如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出了专制的大门，平民得到了获取知识的机会；长期坚持法家治国理念的秦王朝建立起了现代化的集权国家。柏杨先生以豪迈热情的笔调写道：

“大黄金时代中的平民却可从新获得知识技能，爬到贵族地位，担任政府官员和累积财富。新的社会形态是，一个人的权力，决定于他的思想和能力，不再完全决定于他的祖先成分，这是从前连做梦都梦不到的事，遂使贵族阶级固有的知识分子认为名份大乱，七窍生烟。”

“秦王朝把中国建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统一而强大，具备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奠立了中国广达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基本疆域，世界上没有一个古文明国家或民族，能在一开始时即拥有这么广大完备的规模，而且置于有效率的管理之下。”（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第89页）

大黄金时代犹如一座文明火山的爆发，道家、儒家、墨家、兵家等百家思想喷涌而出。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从周初百家萌芽的《逸周书》到西汉总统百家的黄老思想，诸子百家不过是中华道/法家原文明的大分裂和再组合的中间阶段而已。柏杨敏锐地指出：“大黄金时代是法家学派当权的时代。”（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26页）

1.什么力量将中国推进了大黄金时代

李悝革命

事件是历史的刻度。史学家们习惯于把沧桑巨变的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分界为公元前476年，就是周敬王死的那年。

一个衰落王朝国君的死怎么可能确立一个伟大的时代的界限？究竟是什么打破了春秋时期的战略平衡，将中国带入了诸候混战的战国时代呢？这就是李悝变法。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上这样写道：“魏用李克（当作李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是李悝变法，将魏国打造成一流强国，中华文明因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李悝变法犹如平静的水面投下一颗炸弹，扰动了众诸侯国。魏国因此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西攻强秦，北伐中山，东败齐军，南控淮、泗，威振中华。李悝大约生于公元前455年，卒于公元前395年。魏文侯在位于公元前424至前387年，那么中国真正进入战国应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而不是史学家们的公元前475年。是李悝这位伟大的法家人物，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将中国推向了大黄金时代！

历史有时是不公平的，一个决定炎黄子孙历史命运的人竟然长期被淹没于时间的沉沉暮蔼之中。在周代封建国家制度走向解体之际，是李悝变法强化了西周法家文明内核，将中华文明的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从政治到经济都是这样。

李悝的政治经济政策具备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的全部特征，具体内容包括：

一、废除封建世袭贵族制，建立社会功勋制，实行“食有劳，禄有功”。对于无功受禄的贵族，李悝主张取缔他们的特权，没收他们的财产，把他们的财产、权力分配给那些为社会立功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