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定《法经》，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础。后来《秦律》、《汉律》都是在《法经》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补充而成的，其影响持续到清末西方法系第一次大规模引入中国之时。《法经》原文早已失传，明代董说所著《七国考》卷十二中，载有西汉末年桓谭《新论》所引《法经》条文，从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法家“刑无等级”、“重其轻者”等基本原则。其内容和形式直接影响了秦汉律法。

三、强调百姓均平和储备原则，发展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李悝推行“尽地力”和“平籴”的经济政策。所谓“平籴”就是把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好年成由官府按好年成的等级出钱籴进一定数量的余粮，坏年成由官府按坏年成的等级平价粜出一定数量的粮食。《汉书?食货志》留下了李悝经济政策的细节，是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重要文献资料，全文引述如下：

“李悝为魏文侯制定了充分利用土地生产能力的教令，认为地方圆百里，总共有九万顷，除去山地大湖村居所占的三分之一，还有田亩六百万亩，耕耘田地勤奋小心则每亩加收三斗，不勤奋那么也减去三斗。方圆百里土地上的粮食增减一下，就是一百八十万石粟。又说买进谷物太贵伤害士、工、商，太便宜又会伤害农民，士、工、商受到伤害，就会出现离散，农民受到伤害就会出现国家贫困。因此太贵和太贱都要伤害一方。善于治理国家的，使士、工、商不受到伤害而使农民更加勤勉。现在一个有五口人的农户，种地百亩，一年的收成是一亩一石半，打成粟是一百五十石，除去十分之一的税十五石，剩下一百三十五石。食用，一个人一月要一石半，五个人一年要九十石粟，还剩下四十五石。卖去三十石，得到一千三百五十钱，除掉社闾春秋祭祀社神摊派三百钱，还剩一千零五十钱。穿衣，一个人大致用钱三百，五个人全年用钱一千五百，差四百五十钱。不幸的有疾病死丧的费用，及上交赋税，还没有算在这里面。这就是农民所以经常贫困，没有勤勉耕种的心思而使谷物太贵的原因。因此善于按平价购粮储存的人，一定小心观察每年有上、中、下三种收成，大熟之年收成增产四倍(即百亩六百石)，谓除交纳什一税、食粮、穿衣、祭祀费用等外，最后剩余四百石；中熟能收到平常年景收成的三倍，最后还剩三百石；下熟能收到平常年景收成的一倍，最后还剩一百石。小饥荒能收到一百石，中饥荒能收到七十石，大饥荒能收到三十石。所以丰收之年官府收购粮三百石，余一百石由农户自己储存，一般年景买二百石，下熟之年则买入一百石，使百姓合适满足，粮价平均，饥荒的现象就中止了。小饥荒时就卖掉小熟时所征的粮食，中饥荒时就卖掉中熟时所征的粮食，大饥荒时就卖掉大熟时所征的粮食。所以，即使遇到荒年和水旱灾害，所买进的不贵就不会造成士、工、商离散，用有余的去补充不足的。他在魏国实行这些政策，魏国就富强了。”（原文：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晦，治田勤谨则晦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日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晦，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岁终为粟九十石，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