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李斯列传》详细记载了“胡亥更法”的细节：赵高说，“实行严峻的法律和残酷的刑罚，把犯法的和受牵连的人统统杀死，直至灭族，杀死当朝大臣而疏远您的骨肉兄弟，让原来贫穷的人富有起来，让原来卑贱的人高贵起来。全部铲除先帝的旧臣，重新任命您信任的人并让他们在您的身边。这样就使他们从心底对您感恩戴德，根除了祸害而杜绝了奸谋，群臣上下没有人不得到您的恩泽，承受您的厚德，陛下您就可以高枕无忧、纵情享受了。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二世认为赵高的话是对的，就重新修订了法律。（原文：赵高曰：“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髃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

在李斯曲意求荣上了《行督责之术》后，直接继承西周明德慎罚思想，法家简令谨诛、赏罚当符的法制原则被抛弃了，刑杀成了胡亥的统治方式，《史记·李斯列传》上记载，这封答书上奏之后，二世看了非常高兴。更加严厉地实行督责，向百姓收税越多的越是贤明的官吏。二世说：“像这样才可称得上善于督责了。”路上的行人，有一半是犯人，在街市上每天都堆积着刚杀死的人的尸体，而且杀人越多的越是忠臣。（原文：书奏，二世悦。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觽者为忠臣。）

贾谊之后，儒生们继续散布是法家政治导致秦国灭亡的历史谎言。在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集的盐铁会议上，那些儒生们指出，是“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他们当面质问西汉重臣桑弘羊：“商鞅严于刑法，崇尚财利，使得秦国人无法生活下去，一起到秦孝公那里去啼哭。吴起兴兵打仗，攻城掠地，使得楚国人心骚动不安，一起到楚悼王那里去哭泣。从此以后，楚国一天比一天危急，秦国一天比一天衰弱。”（《盐铁论·非鞅第七》原文：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吴起长兵攻取，楚人搔动，相与泣悼王。其后楚日以危，秦日以弱。）

桑弘羊显然比今天许多人更了解历史真相，也更理性，他反驳说是二世、赵高亡秦，而非商鞅，更非法家。他说：秦国任用商鞅，国家因而富强，后来终于兼并六国而完成了帝王的统一事业。到了秦二世的时候，由于奸臣独断专行，合理的法律制度得不到实行，旧贵族叛离，使得秦朝灭亡。正如《春秋》上说的：“不说这个了，因为祭仲已经死了。”善于唱歌的人能使别人接续他的歌声，善于制作的人能使别人继承他的事业。原始的椎车变成有轮辋的车子，是相土改良而成的。周朝的建国事业能完成，是周公出力的结果。如果有裨谌为郑国起草政令，而没有子产来修改润色，有周文王、周武王制定规章制度，而没有周公和吕望的配合，功业也是不能成功的。现在你们用赵高篡权而使秦国灭亡这件事来攻击商鞅，就好像用崇侯虎扰乱殷政这件事来指斥伊尹一样啊。（《盐铁论·非鞅第七》原文：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春秋》曰：‘末言尔，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续其声，善作者使人绍其功。椎车之蝉攫，负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虽有裨谌之草创，无子产之润色，有文、武之规矩，而无周、吕之凿枘，则功业不成。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而非伊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