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贾谊也看到了秦始皇时代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就是财政政策的极度膨胀，司马迁也说秦始皇“轻民力”。据统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全国服役者达200万。当时全国人口约2000万，即1/10的人口脱离了生产。到胡亥时，赋税甚至增加到超过农民收入的2/3。今天，面对长城、秦始皇陵、灵渠、驰道这一个又一个古代奇迹，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个伟大王朝为之耗尽了心血！

刘邦和他的谋士们清楚地看到了秦帝国灭亡的原因，于是汉朝一方面采用了秦国的立国根基法家思想，另一方面也改变了秦朝过度膨胀的财政政策，尽可能紧缩财政，即使受匈奴之辱也靠和亲之策忍气吞声。

汉承秦制，是继承了秦法家的政治制度和治国理念的，“伐无道，诛暴秦”在刘邦那里不过是一个政治口号！《汉书?刑法志》载：汉王兴起后，高祖刚开始进入关中，就以三条法令相约束，说：“杀人的人要判死刑，伤害别人以及盗窃的人要负他应负的罪责。”免除繁多苛刻的刑法，人民大为高兴。这之后，四方少数民族并没有归附，兵事也没有停止，三条法令不足以防止邪恶的人，于是相国萧何采集秦朝法令，选取其中合乎时宜的，制订了九章法律。（原文：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益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法九章。）

入咸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的萧何是如何“捃摭秦法”的呢，由于秦汉律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散佚，后人就很难断言。考古学的伟大作用此时就显现了出来，《张家山汉简》与《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汉律继承了秦律，恢复了法家治国！

3.为“汉家制度”正名

汉宣帝一语成谶

中学历史教科书上说，汉初奉行“黄老哲学”，制定休养生息政策，清静无为。许多人将这种“清静无为”理解为自由放任、无所作为。直到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大量埋没两千多年的黄老思想文献后，才为我们解开了诸多历史迷团。

原来，黄老哲学不等同于老庄哲学，正如冯友兰先生讲的，黄老哲学是齐法家的思想核心。司马迁说申子和韩非思想“归本于黄老”的真实意义也明了起来。《史记·儒林列传》称“孝文帝本好刑名（汉代常常黄老刑名并称——笔者注）之言”，《史记?商君列传》也称商鞅“少好刑名之学”，这是因为孝文帝和商鞅同是法家。进一步说，汉承秦制“承”的主要是齐地的法家思想和秦国的法律制度。

儒家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过程是缓慢和渐进的。西汉直至孝景时还“不任儒者”。公元前140年汉武帝一上台，他的老师名儒卫绾就上奏：“已经推荐上来的贤良之士，有的是提倡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扰乱国政，请全部废除。”武帝批准了该建议。（《汉书·武帝纪》原文：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丞相卫绾堵住了研治法家者入仕之道。当御史大夫、同出儒门的赵绾提出窦太后不应干涉朝政时，激怒了信奉黄老、握有实权的窦太后（武帝的爷爷汉文帝的皇后），她大骂这些儒生是装神闹鬼、只会骗人的术士新垣平，先是卫绾被免职，后来许多高级官员受牵连。

《资治通鉴·汉纪》详细记载了这次重要的治国理念之争：“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