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奈和亚当·斯密时代的西方人对已经儒化的华夏文明深为敬仰，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心智最高的人种，中华文明是西方的榜样。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业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

也像今天中国有些人大肆鼓吹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一样，1669年约翰·韦伯苦口婆心地劝说英王查理二世施行仁政。浪漫的法国人走得更远，18世纪第一个元旦，为了显示品味，参加法国王室化妆舞会的嘉宾竟不约而同地化妆成中国人；1756年春分那天，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模仿康熙皇帝，走上地头，扶犁扬鞭，号召天下百姓勤奋劳作。

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几乎都是华夏文明的崇拜者，尽管孟德斯鸠为了满足自己的理论框架先验地将华夏文明打入专制的冷宫（孟德斯鸠诋毁中国的理由后来成为普遍原则），不过华夏文明形象真正衰落还是在邪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

1792年，大英帝国的马戛尔尼勋爵率领使团第一次出使中国，通商要求遭到拒绝，败兴而归的欧洲人对中国的美好形象坍塌了。“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几千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何处值得仰慕？”马戛尔尼写道：“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23年后，英国国王再次派阿美士德率使团来华商谈贸易问题，此次通商努力的失败大大加强了西方精英集团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心。

早在1720左右，一位敏锐的西方观察家就指出：“中国的一切富足、浮华与礼仪，政体与衙门，生产与贸易，与欧洲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中国的强大不过是一个错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3万英国或德国步兵加上一万名骑兵，只要指挥得当，就能打败中国的全部军队。”历史不幸被他言中，在120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参战的全部英军还不到3万人。

1840年邪片战争失败使中华文明在西方人眼中一落千丈，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1842年一位大英帝国军官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坦言，中国是个长期愚昧而又骄傲自大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力的国家。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在《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中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达到了四千年罪恶的顶点，再没有像中国人这样低劣的了。

中国思想家眼中的西方文明缺陷

既然战败了，在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中，中国人就成了“野蛮人”，西方当然会拒绝“华化”。伟大的中华文明由是变得近乎一文不值；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西方相当一部分人鄙视中华文明之际，我们看到大黄金时代中国思想家们早就从理论上论证了当代西方文明的缺陷，这足以使今天中国那些“皓首穷西方之经”的学者们汗颜。

一是部门分权监督，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国古典政治理论认为这种体制最多不过是一时之计，不可能达到政治清明。两千多年前晋法家商鞅学派就曾指出它的弱点，《商君书·禁使第二十四》指出，现在治国的人，依靠官多吏众，官吏下又设辅佐和监察人员，以禁止官员们谋私利。但辅佐和监察人员也想谋私利，那么怎么去禁止呢？因此依靠辅佐和监察人员治理国家是暂时的。（原文：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