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说商鞅学派否定西方的权力监督原则，黄帝就曾“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他们反对的是“驺虞相监”，因为二者“利合而恶同”，并认为众官员利益实际上是一致的，只能让“事合而利异者”，即事务相关而利益不同的人互相监督才行。法家从人情论政治哲学出发，实行人与人之间建立在连带责任基础上的互相监督（为区别于西方的部门监督，我们称之为“全民监督”），将举报确定为每个人的神圣法律义务，违反公共利益不举报将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韩非子论述说，去掉那些不易觉察的奸邪行为要用什么方法呢？关键在于一定要使民众窥探彼此的隐情。那么又怎样使民众互相窥探呢？大致说来，也就是同里有罪要连坐受罚罢了。假定禁令有牵连到自己的，从情理上看，他们就不得不相互监视，唯恐牵连到自己头上。不允许有奸心的人得到隐匿的机会，靠的是四下里有眼睛盯着。这样一来，民众自己就会谨慎小心而对别人进行监督，从而揭发坏人的隐秘。告奸的人免罪受赏，有奸不报的人一定要连带受刑。如能这样，各种各样的奸人就被揭发出来了。（《韩非子·制分第五十五》原文：则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己者，理不得相窥，唯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

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全民监督呢？《商君书·画策第十八》中以军事行动为例：一般来说，战争是民众讨厌的东西，能让民众喜欢去打仗的君主就称王天下。强大国家的民众，父亲送他的儿子去当兵，哥哥送他的弟弟去当兵，妻子送她的丈夫去当兵，他们都说：“不能得到敌人的首级不要回来！”又说：“不遵守法律，违抗了命令，你死，我也得死，乡里会治我们的罪，军队中又没有地方逃，就是跑回家，我们要搬迁也没有地方可去。”军队的管理办法是将五个人编成一伍，实行连坐，用标记来区分他们，用军令来束缚他们。逃走了也没有地方居住，失败了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三军的将士都非常听从军令，就是战死也不掉转脚跟向后退。（原文：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生。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与法家相比有时西方法制显得过于幼稚

在刑事政策上，西方法律显得过于幼稚，上个世纪变来变去，二战前多讲报应刑主义，认为刑罚是针对恶行的恶报，恶报的内容必须是恶害，恶报必须与恶行相均衡，主张罪刑均衡，犯什么罪就坐多少年牢，不讲犯罪人的个人特点，这种“轻轻重重”的刑事原则使二战前期犯罪猖獗，于是说报应刑主义不好；有人曾提出目的刑思想、教育刑思想，要让罪犯重返社会，结果发现犯罪依然相当严重。于是又有人主张重新回到报应刑主义。最后妥协的结果是相对报应刑主义，就是对危险的人，再犯罪重判，而对第一次犯的轻罪，非常宽容。

法家反对“轻轻重重”的量刑原则，也反对“厚诛薄罪”的暴法，主张“重其轻者”，“简令谨诛”、“赏罚当符”。那么“重其轻者”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严重的犯罪不复发生，而“轻轻重重”只能是越来越乱。《商君书·靳令第十三》：实行刑罚，对那些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那么犯轻罪的事就不会再发生，犯重罪的事也不会有，这就叫用刑罚去掉刑罚，刑罚去掉了国家的事情也能办成；对犯有重罪的人使用轻刑，刑罚虽然使用了，而事情也没办成，这就叫用刑罚招致更大的刑罚，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原文：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