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华先生在《清代诸子学研究》一书中这样写道：“自从儒家定于一尊后，其他学派日趋消歇，研究子书的人也很少，比如墨学，几为淹没，除了晋人鲁胜，唐人乐台外，几无专门研究。对于子书的整理也非常少，以至于很多书籍断简脱讹，甚至《墨子》一类的书寄身于《道藏》才得以幸存下来。而且自唐代柳宗元辨子书真伪以后，宋代高似孙撰《子略》，明人宋濂撰《诸子辨》。子书越辨，伪书越多。宋明理学时期，先秦诸子思想无一例外地被扣上了‘异端’的帽子，其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刘仲华，《清代诸子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19页）

到清代，理学家熊赐履(1635～1709)还天真地坚信宇宙间惟儒，道家为洪水猛兽，称中国自然主义世界观代表人物老子为“异端鼻祖”。他在《学统》中写道：“自开辟来，历羲、农以迄姬孔，宇宙间惟儒尔，老氏出而异学始作俑焉。杨朱、庄周、列御寇之徒首先和之，不数传而汗漶洪水矣，不可以止塞矣……其于吾儒也，或窜入其中，或驾出其上，或峙为三教，或混为一家，而老氏遂为万世异端之鼻祖矣。”（《学统》卷五十）

清儒和西学对中华文明复兴的开山之功

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心性儒学失败后，看到儒家清谈之害的清儒为了找回“真正”的儒学，要求回归六经。出于“以子证经”的客观需要，开始大规模校勘整理子书。歪打正着，清儒复兴儒家的使命没有完成，却为我们整理了大量中华原文明的基础文献。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要知道，今天我们读到的诸子书多是清儒二百年艰辛劳作的结晶。

历史不会忘记，是清儒打下了中华文明复兴的第一根桩！

清末，西学涌入，学者们才逐步看清了儒家的本来面目。

刘师培(1884～1919)指出，儒家只不过是九流之一。在1905年的《周末学术史序》中，他将儒家放在与诸子平等的地位，利用西方学术标准，将儒学“仁学”归为伦理学、《管子》轻重思想归为计学、法家思想主要归为政法等等。刘师培对管子、商鞅、韩非子等齐晋法家人物评价都较高，认为：“管子以法家而兼儒家。以德为本，而不以法为末；以法为重，而不以德为轻。合管子之意观之，则正德利用者，政治之本源也；以法治国者，政治之作用也。举君臣上下，同受制于法律之中。虽以主权归君，然亦不偏于专制。特法制森严，以法律为一国所共守耳。商鞅著书亦知以法治国之意。重国家而轻民庶，以君位为主，以群为客，然立法不泥古，此其所长。韩非亦然，复以峻法严刑，助其令行禁止。”刘师培看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与西学经济学有诸多相通之处，注意到了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储备原则，在《周末学术史序?计学史序》中他写道：“管子持国家主义，亦以利民为先，以正德为本，在于利用厚生。故富贵之法约有三端：一曰改圜法，二曰兴盐铁，三曰谋蓄积。而理财之法亦与列国迥殊，有所谓贷国债者矣，有所谓税矿山者矣，又有所谓选举富商者矣。与皙种所行之政大约相符。”（《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78页）

刘师培开创了用西学学术标准系统肢解华夏文明的先河。与之同时代的严复(1854～1921)，曾声称在黄老思想中“找到了”西方自由民主，他说：“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所有也，故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道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君主之利器，其惟儒术乎！”（《严复集》，第4册，10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