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而百,百而一(4)

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 作者:翟玉忠


刘仲华先生在《清代诸子学研究》一书中这样写道:“自从儒家定于一尊后,其他学派日趋消歇,研究子书的人也很少,比如墨学,几为淹没,除了晋人鲁胜,唐人乐台外,几无专门研究。对于子书的整理也非常少,以至于很多书籍断简脱讹,甚至《墨子》一类的书寄身于《道藏》才得以幸存下来。而且自唐代柳宗元辨子书真伪以后,宋代高似孙撰《子略》,明人宋濂撰《诸子辨》。子书越辨,伪书越多。宋明理学时期,先秦诸子思想无一例外地被扣上了‘异端’的帽子,其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刘仲华,《清代诸子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19页)

到清代,理学家熊赐履(1635~1709)还天真地坚信宇宙间惟儒,道家为洪水猛兽,称中国自然主义世界观代表人物老子为“异端鼻祖”。他在《学统》中写道:“自开辟来,历羲、农以迄姬孔,宇宙间惟儒尔,老氏出而异学始作俑焉。杨朱、庄周、列御寇之徒首先和之,不数传而汗漶洪水矣,不可以止塞矣……其于吾儒也,或窜入其中,或驾出其上,或峙为三教,或混为一家,而老氏遂为万世异端之鼻祖矣。”(《学统》卷五十)

清儒和西学对中华文明复兴的开山之功

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心性儒学失败后,看到儒家清谈之害的清儒为了找回“真正”的儒学,要求回归六经。出于“以子证经”的客观需要,开始大规模校勘整理子书。歪打正着,清儒复兴儒家的使命没有完成,却为我们整理了大量中华原文明的基础文献。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要知道,今天我们读到的诸子书多是清儒二百年艰辛劳作的结晶。

历史不会忘记,是清儒打下了中华文明复兴的第一根桩!

清末,西学涌入,学者们才逐步看清了儒家的本来面目。

刘师培(1884~1919)指出,儒家只不过是九流之一。在1905年的《周末学术史序》中,他将儒家放在与诸子平等的地位,利用西方学术标准,将儒学“仁学”归为伦理学、《管子》轻重思想归为计学、法家思想主要归为政法等等。刘师培对管子、商鞅、韩非子等齐晋法家人物评价都较高,认为:“管子以法家而兼儒家。以德为本,而不以法为末;以法为重,而不以德为轻。合管子之意观之,则正德利用者,政治之本源也;以法治国者,政治之作用也。举君臣上下,同受制于法律之中。虽以主权归君,然亦不偏于专制。特法制森严,以法律为一国所共守耳。商鞅著书亦知以法治国之意。重国家而轻民庶,以君位为主,以群为客,然立法不泥古,此其所长。韩非亦然,复以峻法严刑,助其令行禁止。”刘师培看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与西学经济学有诸多相通之处,注意到了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储备原则,在《周末学术史序?计学史序》中他写道:“管子持国家主义,亦以利民为先,以正德为本,在于利用厚生。故富贵之法约有三端:一曰改圜法,二曰兴盐铁,三曰谋蓄积。而理财之法亦与列国迥殊,有所谓贷国债者矣,有所谓税矿山者矣,又有所谓选举富商者矣。与皙种所行之政大约相符。”(《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78页)

刘师培开创了用西学学术标准系统肢解华夏文明的先河。与之同时代的严复(1854~1921),曾声称在黄老思想中“找到了”西方自由民主,他说:“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所有也,故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道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君主之利器,其惟儒术乎!”(《严复集》,第4册,10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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