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反对家庭伦理侵害公共利益

法家不能容忍家庭伦理侵害公共利益，这是其与儒家的分野所在。在秦国，丈夫有罪，妻子有监督告发的义务。《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上有：“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膡(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不当收。”按照秦律，妻子如果告发丈夫的罪行，不仅不会承担连带责任，而且还可保住属于自己的陪嫁、奴婢、衣服、器具等财产。反之，如果妻子隐瞒丈夫的罪行，则将被连坐问罪。

儒家不是这样，孔子主张“亲亲相隐”，子告父就犯了“不孝”罪——即使被揭发的对象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楚国有个很坦率的人叫直躬，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便亲自到官府告发。官府抓其父并要处以死刑，他请求代父受刑，这就是著名的“直躬父窃羊案”。奇怪的是，孔子并没有大赞直躬的孝心，反而认为直躬原本就不应去向官府告发父亲的罪行。《论语·子路》载：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原文：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极力反对儒家这种道德至上的观点，认为那将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国力的衰弱。他论证说：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告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了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但令尹杀了直躬，楚国人作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韩非子·五蠹》原文：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是中华文明裂变演化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会上儒生再度主张亲亲相隐，反对全民监督和亲属间的连带责任，他们说：只听说过儿子为父亲隐瞒罪恶，父亲为儿子隐瞒罪恶的事，从来没听说过父子互相连坐的事情。只听说过兄弟之间不要逼迫太紧,以免互相伤害的事,从来没听说过兄弟互相连坐的道理。只听说憎恨坏人，只恨坏人本人，痛恨带头作恶的人而惩办那些首恶，从没有听说十家连保，五家相坐。（《盐铁论·周秦第五十七》原文：闻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闻兄弟缓追以免贼，未闻兄弟之相坐也。闻恶恶止其人，疾始而诛首恶，未闻什伍而相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