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最终形成于宋的道统是一个圣人系统，这些人是榜样中的榜样，圣贤中的圣贤，为了努力“实现”圣人的完美性，儒家采用的唯一手段就是编造史实，第一章我们已经论述到蒙在尧、舜、禹身上的“神话”，如禅让制度。由于篡改历史是从孔子编辑鲁国史书《春秋》开始的，所以儒者给这种方法取了个好听的名子，叫“《春秋》笔法”，就是将事实进行义理褒贬处理，所谓正名分。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注意到孔子作《春秋》对史实作了“系统的、实用主义的修正”。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他特别作注说：“个别的隐瞒的确是有的，例如隐瞒了吴国对它的母国鲁的攻击。但是，除此之外，鉴于材料不足，我们很可以严肃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著作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对史书的一种伟大且带有强烈道德色彩的注释。”（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97页）

韦伯不会理解，对秉笔直书的中国史学传统来说，让一个伟大的文明失去基本记忆（如黄帝事迹）是一种文化上的“种族灭绝”行为！

表面上看来，改动一些表达方式不关什么大障，因为读者还能发现基本的事实。比如《竹书纪年》上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同一个诸侯会见，《春秋·鲁隐公元年》上却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为什么将邾庄公改为“邾仪父”呢？因为周王室并没有封邾子克为公，所以不能用公这样的爵位来称呼他。不过这种改动有时会引起不小的麻烦，比如《竹书纪年》上有：“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而《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上写做：“天王狩于河阳”，别以为周天子狩猎去了，原因是按周礼，周天子去晋国的领地去见诸侯有失体统，所以孔子编了个“故事”。

柏杨比马克斯·韦伯更清楚地意识到了孔子编辑《春秋》所导致的文化破坏作用，在《中国人史纲》中他这样写道：“孔丘对鲁国史重予编纂，目的不在提供一部真实的史实，而在用来发挥他的恢复传统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对新兴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隐瞒或抹杀，甚至曲解贵族的罪行。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孔丘的苦心，楚部落建立王国已三百年，但孔丘仍拒绝称它的君主为国王，而只称他为子爵，这个可怜的老人企图用精神胜利的法宝来否定现实。于是，《春秋》遂脱离历史的范围，变为‘褒善贬恶’评论性的经典。孔丘的门徒坚持说，经过他们开山老祖删订过的《春秋》，每一个字都有神圣的和深奥的意义。这些门徒中后来曾有三部著作《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专门诠解《春秋》。其中最叫人惊奇的是，《公羊传》和《榖梁传》，是用一种自问自答的方式来诠释的，幼稚的程度，能引人失笑。然而，儒家学派的门徒却不承认有什么可失笑的，严肃的当作一本圣书。”（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第91页）

历史证明，孔子这种灭纪废典的行为才是真正的“焚书坑儒”，国人渐渐失去了对大黄金时代灿烂文明的记忆，很难再了解中华文明的原生形态。在中国失去文明记忆的过程中，有两个人值得一提，一个是孟子，开创了儒家“睁着眼说瞎话”的先河，为了宣传自己的理念，他竟然肆无忌惮地剪接历史，比孔子大胆得多。举列来说吧，孟子对《尚书·武成》所记周武王伐纣时“血流漂杵”产生怀疑，认为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此。并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册而已。”（语出《孟子·尽心下》）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科学家运用碳14测年技术和国际天文学界先进的计算软件推演得出的结论却是：《尚书·武成》详细记载的武王灭商时的天象是真实的，将《武成》的日期转换为现代历法就是：

公元前1047年11月27日，庚午日。凌晨时，月亮位置在东南方称为房四星座的正中。此时武王大军在周的镐京集结，备战。

12月20日，癸巳日。反商大军出征，日夜兼程，向东方进发。

公元前1046年1月14日，戊午日。周人的大军到盟津与其他的反商同盟军汇合。准备战斗。

1月20日，甲子日。子夜岁星当顶。天明后反商大军在商都之郊的牧野与商军决战，一日之内，商军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