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武成》并不像孟子所认为的那样不值得信赖。违背了自己先验的理念就说历史不真实，看来“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似乎最适合《孟子》一书。道统中的武王伐纣过程也并不象儒家两千年来鼓吹的那样天下归心，“剪商”是周的长期战略，“剪商”过程充满血雨腥风，武王也有凶残的一面。《逸周书·克殷解第三十六》上说：武王答拜毕，先行入城。去往纣王所在的地方，就亲手射了尸身三箭。然后下车，用轻吕剑刺纣王尸身，用黄钺大斧砍下首级，悬挂在太白旗上示众。又去往两个王妃所在的地方，她们已经自缢。武王又射了她们三箭，用轻吕箭刺向尸身，用铁质大斧砍下首级，悬挂在小白旗上示众。（原文：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诸太白。乃适二女之所，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县诸小白。）

但道统的影响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大得多。清儒崔述（1740—1816）见《逸周书》上述一段，就认为已死而残其尸，圣人不会这样残忍，所以定《逸周书》为伪书。（《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93页）。

儒学在二十世纪退出历史舞台后，中国学者才开始清算儒家的这种愚昧的见解。梁启超在1921年就指出：“……孟子因《武成》‘血流漂杵’之文，乃叹‘尽信书不如无书’，谓‘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此。推孟子之意，则《逸周书》中《克殷》、《世俘》诸篇，益为伪作无疑。其实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而《逸周书》叙周武王残暴之状，或反为真相。吾侪所以信《逸周书》之不伪，乃正以此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

今人赵光贤对《逸周书·克殷》也解释说：“我们剥去武王的圣人外衣，他杀如纣这样的暴君乃是情理之常，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赵光贤，《<逸周书·克殷>篇释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

另一个改造历史的高手是《汉书》作者班固。班固一方面批评司马迁写“谤书”《史记》时将黄老放到了儒家前面，说他的是非观和圣人不同，论说大道则以黄老学说为主，而以六经为辅；叙述游侠，贬退隐士而推举奸雄；记述经济活动，则崇尚权势财利，而羞辱贫贱。（《汉书·司马迁传》原文：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另一方面，班固将中国大黄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史模糊化或丑化，《汉书》不仅在体例上影响了后世史书，更为关键的是，他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史家正统思想，为历代所继承。

在班固笔下，道/法不再是中华原文明的根本，他将前朝重要的法家著作《黄帝四经》、《伊尹》、《太公》、《　冠子》等列入道家。黄老之学是齐法家的核心，《汉书·艺文志》中却成了清虚自守的老庄，和《庄子》、《列子》并列，以至后人怎么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司马迁说韩非本于黄老。《汉书》还将另一些法家列入了名家，如《邓析》二篇和《尹文子》。

班固写法家制度时，不能再象荀子一样实事求是，秦国简直成了惨无人道的大监狱，就如同圣经中的地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