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和政治力量的结合几乎将中华文明毁于一旦——支撑社会结构的法制体系变成了官僚们的道德说教。这些官僚是有史以来最贪婪的物种，从酒食相亲到挪用军费无所不为，国家资源很快被这个中间层吸干，即使像宋朝那样强大的国力也会迅速衰弱。

1259年，南宋宰相贾似道面对蒙古兵团对鄂州（湖北武汉）的进攻，唯一的策略就是派遣密使和解，承诺以下三点：一是宋向蒙古国称臣，降为藩属；二是以长江为两国疆界，宋全部割让江北土地；三是宋每年向蒙古帝国进贡银币20万两，绸缎20万匹。当时正赶上蒙古大汗蒙哥在合州城下逝世，主帅忽必烈为争汗位北归，接受了贾似道的条件。

道学家的同盟贾似道开始耍起了小聪明，他下令截杀蒙古殿后的散兵游卒，用他们的人头作战利品。就如同所有善于作假的官僚一样，贾似道成了民族英雄，皇帝亲帅文武官员到郊外欢迎，作家廖莹中专门写了《福华篇》为贾似道歌功颂德。但是道学家就是道学家，士大夫的朝代就是士大夫的朝代，20年后，经济虚假繁荣、儒家大行其道的宋朝就灭亡了。

让我们用中国兵平均作战能力的大跨度比较来说明，儒化会导致一个民族丧失最基本的保家卫国能力：

西汉时，据熟知西域事务的陈汤统计，一个汉兵可当5个胡兵，匈奴据汉法改良兵器后，还能当3个，主要原因是胡人兵器质量不行。（《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载陈汤言：“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两千年后，抗日时期，据日方统计一个日本兵的作战能力相当于5～7个中国兵，台湾方面有人说相当于6个；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军队装备太差。1937年时，中国陆军一个师有11000人，才配有3800条步枪，机枪328挺，火炮46门，战车0辆；而日方一个师团22000人，配9500条步枪，机枪600挺，火炮108门，战车24辆。数量上只是一方面，我方机枪老是卡壳。

儒者不重视经济和军事（宋人所谓：“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所以儒化的中华民族只能为鱼肉，任人宰割。除了“儒学虽然表面兴盛，但实际上处于一种衰落状态”（李申先生语）的唐朝，两千年的中国中世纪，对所有心存良知并熟悉中国历史的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堪回首的黑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