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会议上儒生回应桑弘羊对儒家议论不切实际（“道古而不合于世务”）的指责时，就理直气壮地回应说：士人都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大夫都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事情，公卿只是统管主要的事情，掌握大略就可以了。所以任用有才能的人只要交待一下任务就行了，并不感到劳累，那些自己去干的人会耽误公事且没有成绩。齐桓公对管仲，既亲自听管仲的话又亲自看着他。所以君子只要在选用人才上多下功夫，到使用人才时就可以一劳永逸，难道可以说君子懒惰吗？（《盐铁论?刺复第十》原文：士守其职，大夫理其位，公卿总要执凡而已。故任能者责成而不劳，任己者事废而无功。桓公之于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劳于求贤，逸于用之，岂云殆哉？）

历史上士大夫阶层与儒学共进退。汉武帝独尊儒术只是一个开端，它使儒家掌握了更多的教育权力，但远远没有主导国家政权，董仲舒的政治作为甚至还不如孔子。因为人们发现儒生常常是空谈家，而不是力行者。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就指出，儒家并不能治理好国家，只是无功受禄罢了。

问题是，儒家一旦控制了教育和考试权，就很容易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建立起变相的贵族世袭政治。西汉经营百年确立了在东亚大陆无可辩驳的主导地位后，乱汉家者、“纯任德教”的汉元帝刘奭开始用儒家原则选官。他先将太学博士弟子增到千人，然后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这种做法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风尚，当时流传的一句话是：“遗子黄金满籯（y　ng，竹笼），不如一经。”只要读书、表忠心就能当官进爵，大黄金时代的社会功勋制被全面破坏。当时的大儒夏侯胜这样教导他的弟子：“儒者最怕不懂经术，经术如果能通晓了，要取得高官就像捡起地上的小草一样简单。学经不精，还不如回家种地。”（《汉书?夏侯胜传》原文: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正是元帝将大批儒生引向政治中心，通过考试制度儒家逐渐成了中国中世纪的新贵族。

从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到唐以后的科举制，儒家对政权的控制越来越紧，中国向黑暗滑入得也越深。到明朝形成了大黑暗时代，柏杨痛苦地写道：“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为了说明儒家异化后“准贵族阶层”的特点，我们不防详细考察一下九品中正制。由于魏晋各级专任官员（就是所谓的“中正”）在选官时是按儒家道德标准将知识分子分为九个等级——九品，而道德又没有办法客观“度量”，所以干脆以看得见的“门第”为标准。又因为血缘关系是相当明晰的，于是就形成一个松散的“儒家血缘世袭制”，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既不关心国家，也不关心民众，它们只关心自己的门第世家，是纯粹的寄生集团。

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总结说：“知识分子如果他既不是大地主而老爹又没有做过大小之官，纵有很高的学识能力和很高的道德声誉，也不会被评为上品。大地主和大小之官（二者事实上往往合而为一）的子弟，即令不识几个字而品德又很恶劣，仍然是上品。有门第的士大夫分别担任大小中正，他们不允许利益外溢。于是，同一士大夫阶层，又分为二：一是世家，一是寒门。就在本世纪（三世纪）末，已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的丑陋现象。”（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90页）这种儒家复古政治存在了300多年，后来才被同样窒息人性的科举制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