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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效?儒效?(10)

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 作者:翟玉忠


盐铁会议上儒生回应桑弘羊对儒家议论不切实际(“道古而不合于世务”)的指责时,就理直气壮地回应说:士人都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大夫都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事情,公卿只是统管主要的事情,掌握大略就可以了。所以任用有才能的人只要交待一下任务就行了,并不感到劳累,那些自己去干的人会耽误公事且没有成绩。齐桓公对管仲,既亲自听管仲的话又亲自看着他。所以君子只要在选用人才上多下功夫,到使用人才时就可以一劳永逸,难道可以说君子懒惰吗?(《盐铁论?刺复第十》原文:士守其职,大夫理其位,公卿总要执凡而已。故任能者责成而不劳,任己者事废而无功。桓公之于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劳于求贤,逸于用之,岂云殆哉?)

历史上士大夫阶层与儒学共进退。汉武帝独尊儒术只是一个开端,它使儒家掌握了更多的教育权力,但远远没有主导国家政权,董仲舒的政治作为甚至还不如孔子。因为人们发现儒生常常是空谈家,而不是力行者。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就指出,儒家并不能治理好国家,只是无功受禄罢了。

问题是,儒家一旦控制了教育和考试权,就很容易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建立起变相的贵族世袭政治。西汉经营百年确立了在东亚大陆无可辩驳的主导地位后,乱汉家者、“纯任德教”的汉元帝刘奭开始用儒家原则选官。他先将太学博士弟子增到千人,然后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这种做法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风尚,当时流传的一句话是:“遗子黄金满籯(y ng,竹笼),不如一经。”只要读书、表忠心就能当官进爵,大黄金时代的社会功勋制被全面破坏。当时的大儒夏侯胜这样教导他的弟子:“儒者最怕不懂经术,经术如果能通晓了,要取得高官就像捡起地上的小草一样简单。学经不精,还不如回家种地。”(《汉书?夏侯胜传》原文: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正是元帝将大批儒生引向政治中心,通过考试制度儒家逐渐成了中国中世纪的新贵族。

从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到唐以后的科举制,儒家对政权的控制越来越紧,中国向黑暗滑入得也越深。到明朝形成了大黑暗时代,柏杨痛苦地写道:“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为了说明儒家异化后“准贵族阶层”的特点,我们不防详细考察一下九品中正制。由于魏晋各级专任官员(就是所谓的“中正”)在选官时是按儒家道德标准将知识分子分为九个等级——九品,而道德又没有办法客观“度量”,所以干脆以看得见的“门第”为标准。又因为血缘关系是相当明晰的,于是就形成一个松散的“儒家血缘世袭制”,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既不关心国家,也不关心民众,它们只关心自己的门第世家,是纯粹的寄生集团。

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总结说:“知识分子如果他既不是大地主而老爹又没有做过大小之官,纵有很高的学识能力和很高的道德声誉,也不会被评为上品。大地主和大小之官(二者事实上往往合而为一)的子弟,即令不识几个字而品德又很恶劣,仍然是上品。有门第的士大夫分别担任大小中正,他们不允许利益外溢。于是,同一士大夫阶层,又分为二:一是世家,一是寒门。就在本世纪(三世纪)末,已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的丑陋现象。”(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90页)这种儒家复古政治存在了300多年,后来才被同样窒息人性的科举制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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