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九一八事变”，一百多年前发生在黄海北部海域那场惨烈海战同样被国人视为心中无法消除的耻辱印记。甲午战争给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带来永远的创痛，提起它，有人会痛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有人会追究丁汝昌到底是壮烈殉国还是被迫自杀，还有人会崇敬那些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也不肯归降日本的中国水兵。然而，令更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将曾经称霸海上的北洋水师送上败亡之路的其实是三份谍报。甲午海战还未开始，日本谍报机构已经预言了战役的结局。

无孔不入 尽得先机

甲午海战的败亡绝非偶然，早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就处处觊觎我国海军力量。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时，两国海军实力尚相差无几，不过此后因为洋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北洋海军一度风头正劲。到了1885年，德国定购的4000吨级大型铁甲巡洋舰“定远号”与“镇远号”返航后， 北洋海军更是如虎添翼，声名显赫一时。

第二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琅威理率领“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六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进行操演。操演结束后，“超勇”、“扬威”两舰留在海参崴待命，“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则在李鸿章的授意下驶往日本长崎。本来李鸿章是想以舰船大修的名义威慑一下日本人，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虽然此举令当时目睹铁甲巨舰的长崎市民眼中全是赞叹、惊讶与羡慕，可几天之后爆发的“长崎事件”却为中日海军埋下了极大隐患。

长崎事件后来虽经和平解决，可日本人的反华、仇华、排华情绪自此却被强烈煽动起来，尤其是日本海军，一面迅速扩军，一面放出狠话：“一定要打赢定远！”也就从这时开始，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将对华谍报行动的重点放在了辽东半岛、渤海湾沿岸和上海一带，福岛安正、山本条太郎等军事间谍也相继出没在中国境内。

福岛安正早在1883年就以外交官的身份潜入我国北部，那时他借考察之名，花费一年的时间仔细调查过张家口、山海关、天津、奉天、营口等地，将其编辑成一本《邻邦兵备略》。长崎事件爆发后，贼心不死的他又在辽东半岛沿海地区搜集情报，回国后即提出一套对华作战方案，竭力请求日本军部大力培养间谍队伍，潜入中国以备战时启用。另一位山本条太郎半商半谍，趁在上海与辽宁办理大豆业务的机会，在辽宁营口建立起第一家日军情报据点。此外还有派驻天津的世良田、派驻烟台的松本、派驻上海的津川谦光与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大批间谍们，都在搜集、积累着大量中国海军情报。甲午战争前后表现尤为出色的有根津一、神尾光臣、石川伍一、宗方小太郎等。

根津一是与荒尾精齐名的间谍头子，1890年，他创立了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一间谍机构后出任代理所长，三年后研究所关闭，根津一溜回日本隐居了一年。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又潜入上海，四处刺探福建舰队军备情况，勘察附近海港与海岸地形，绘制成军用地图。就在潜伏者紧锣密鼓准备展开下一步行动时，清政府开始重点监视上海附近的日本人，根津一见势不妙，赶紧坐船潜回了日本。

与根津一相比，同时期的另一位间谍神尾光臣可谓收获颇丰。1882年他27岁时就曾潜入中国，化名郑永昌。他用了两个月时间从烟台遍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海岸，仔细勘察过各地炮台的驻防情况，每走过一百公里洋面距离便使用千斤砣试水深浅，详细收集作战所需的地理水文数据。此外，这家伙交游很广，不管是在清廷内部还是浪人之间，都有丰富而特殊的情报渠道。日本军部也正是看中了这两点，在战争爆发前特意指派他炮制、发回一些中国正在积极准备随时对日开战的假消息，日本国民的战争情绪被迅速升温，中日战争已到了一触即发之时。

1894年7月12日，日本内阁以“中国在平壤集结大军，欲与日本一战”为由，向中国发出第二份绝交书。16日，清政府被迫做出反应，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召开了联席会议商议对策。李鸿章在会上提出一套作战方案：陆军方面，使用招商局轮船，由宁夏镇总兵卫汝贵率领，从水路将驻在天津小站地区的6000盛军移驻平壤；由马玉昆指挥，将防卫旅顺的2000毅军移驻义州；由奉天调4000奉军进驻平壤，以压制汉城、仁川方面的日军。海军方面，则由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全力出击，与陆军相互策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