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依赖外资，外强实则中干

数据表明，中国患有外资依赖症。近几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的直接投资额超过500亿美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FDI（全称ForeignDirectInvestment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之一。FDI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40%，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2008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比如玻璃行业，该行业中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着；20%的医药行业在外资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

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日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

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我们不得不承认，外资在中国的势头已经非同一般。有人甚至惊呼：外资猛于虎！日本评论家声称：“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有可能发生连锁性破产。”这不是日本在“吓唬”我们，理由有二：一是我国许多骨干企业被外资吃掉了；二是中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80%，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

所谓“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中国企业在“见钱眼开”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如果将中国引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作是一剂药：它克服了中国金融体制的一些弊病，使受歧视的民营企业家获得了一定资金。但买药是要花钱的，中国企业们正在支付惨重的代价。事实证明，凡外国资本惠顾过的企业，其结果无一不是在廉价占有我们的优质资产和庞大市场份额而大发横财后将我们企业品牌和技术统统垄断扼杀，并将所有债务、失业、金融风险、穷困及堆积如山的严重社会矛盾全部留下来。

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中，内资品牌与国外巨头联姻的故事在日化行业屡见不鲜。然而，不少内资企业发现“错托终身”。20世纪90年代，宝洁、联合利华等外资日化巨头开始进军中国市场。1994年前后，我国日化品牌掀起了一股“外嫁潮”。当年2月，拥有高富力品牌的广州浪奇，与宝洁合资组建了广州浪奇宝洁有限公司，浪奇以当时全国知名的高富力品牌、洗衣粉厂房和设备出资，占40%的权益。随后，北京的熊猫也“嫁”入宝洁家庭。一些当时红红火火的联姻，事后证明，结果并不如意。“在合资过程中，我们的确学到了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但是自己的知名品牌却被'雪藏'起来，向外资品牌让路，最后被迫慢慢地远离消费者。”一位国内知名品牌的业内人士如是反思道。

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孚公司也成为跨国垄断资本合谋的经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有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但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主要是竞争对手美国吉列）所并购。然而，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吉列。

企业掉入外资依赖的漩涡，无不被一个词语所蛊惑：双赢。哪个外资找上门来的时候不是衣冠楚楚地说：我们寻求的是双赢。这不仅让我们想起了，当年日本人挥舞刀枪“进入”中国的时候，说的也是“共荣”，是来“帮助”中国人的，结果呢？今天洋人们挥舞着美元进入中国，他们说的“双赢”，难道不是异曲同工吗？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曾在人大会上强调：“如果听凭跨国公司任意并购，中国的自主创新企业，民族企业将逐渐消失。国内龙头企业的核心部分、关键技术和高附加值就可能被跨国公司控制，甚至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批骨干企业也将不复存在。”

炫耀资金，以双赢之语诱惑，拼命入股渗透；而后开始并购；并购后清洗创业者，雪藏该品牌，最终绞杀。这就是外资对待中国企业的惯技。令人痛惜的是，上钩的全是民族精英品牌。消逝的不说，当今我们熟悉的那些品牌有几个背后没有西方大鳄在垂帘听政呢？

更可怕的是，对外开放30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早已告别“散兵游勇”状态，依靠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母国强大的政治后盾，西方大鳄们通过各种方式，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与重要民间团体之间。由于缺乏有效地制约与制衡，各类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中国重大事务，并带来一系列复杂影响。据专家总结，其在华渗透活动手法有五：

其一，公关高管。西方大鳄们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一方面试图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

其二，诱之以利。西方大鳄们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有关部委研究机构或学者等，以此为途径，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某些国际大公司常年、多次以课题研究名义，向国内一家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经费，该中心投桃报李，一直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而奔走呼号。此外，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

其三，栽培经济“汉奸”。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与西方大鳄们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获取超额收益。与境外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还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当外资的“铺路石”与“敲门砖”。

其四，扎根地方。在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进行“冲向底部”的“割喉战”，争相招揽外资，过度引进，超前开放，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

其五，借助总部所在国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是国际社会“通行规则”，境外利益集团自然精于此道。如获悉中国有关重点工程需要数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时，有的外企极力游说该所在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沟通，甚至通过国家领导人访华促成与中方签署巨额供货协议或交易。

积极吸引外资是中国的大政方针之一。托外资的福，中国经济总量确实增加了，但经济的自控力和安全性却逐渐降低。因此，调整中国引进外资的战略，强化中国经济主体意识，是防止依赖外资的重要方面。我国所制定的投资鼓励政策，有很多只适用于外国投资者，对内外投资者不能一视同仁，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场机制的扭曲。例如减免税优惠和费用扣除政策的不同，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大约15%，二者相差一倍多。这种政策歧视对于本来就势单力薄的民族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